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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知青宿舍走向外交舞台

    2021年 07月 27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唐安生 点击:
    和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一起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回顾跟党走过来的几十年人生经历,我心潮澎湃…… 1968年,我们终于结束了文革中的中学生活,进行毕业分配。当时,我们的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即工厂、农村、部队和边疆。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


    和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一起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回顾跟党走过来的几十年人生经历,我心潮澎湃……

    1968年,我们终于结束了文革中的中学生活,进行毕业分配。当时,我们的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即工厂、农村、部队和边疆。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对我和另一位女同学说, 你们身体好去农村吧。正式通知下来后,我被分配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的五七连队。到了连队没几天,毛主席发表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一片红,所有在校剩余的毕业生全都下农村,且绝大部分都去了外省市。自然, 我们成了农场的垫底队员。

    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艰苦, 工具的简陋,这是所有农场知青都万万没想到的。加上极左思潮影响,有拖拉机不用,却让我们用镢头刨,一天下来, 手磨出了血泡,第二天用手绢一扎接着干。棉花田锄草,由于地多人少,前面的田还没锄完,后面的草又长出来了。盐碱地修成的水稻田硬得人站在上面都不会陷下去,在这种田里播秧,得靠“铁手指”。农忙时,天一亮就下地,晚上黑了才能回来,大家戏称,这是在“修地球”。更困难的是粮食定量不够吃,有时我一顿饭就能吃一斤,而当时女同志的月定量只有27斤。女同胞都这样,男同胞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每次回家休假,第一件事是睡觉,第二件事不用说就是饱餐一顿。大家感慨地说:“没想到粮食来得如此不易!”

    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解放前,爷爷常年在地主家当长工,父亲从小就是放牛娃,吃的是糠菜半年粮,青黄不接时,全家都得饿肚子。日本侵占中国后,大肆屠杀平民百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为抵抗日寇侵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父亲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我们幼年时,父母常给我们忆苦思甜,还不时讲述战争年代的经历及战友的英雄事迹,称今天的幸福安定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要求我们翻身不忘共产党,要听党话,跟党走,要感恩共产党。学校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红岩的故事我是含着热泪听完的。这种阶级的烙印使我从小就对共产党怀有特殊感情,并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决心为国家为人民出力。

    联系到农田工作,我总想, 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安宁,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我们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劳动,一定要好好建设,并把干好每件事都作为接好班的标准。不会农活,我虚心向队里的贫下中农和老职工请教;碰到困难时,我就与革命先辈比;生活艰苦,就和爷爷当长工时吃的苦比。当时连队有一句口号, 一直记在我的心里:“苦不苦, 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解放全人类。”这一比,困难艰苦都不在话下了。思想通了,心中有目标,干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并能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脏活累活抢着干,单调艰苦的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就这样,我很快适应了农场生活,也顺利地通过了知青初到农场时的劳动关、生活关和艰苦关。

    记得有一次三抢,我不幸眼睛发炎,怕见光,医务室大夫给我开了三天病假,可我想, 大家都在忙,我怎么能躺在家里休息,于是我揣上病假条, 又重返地里干活了。队里指导员得知此事后找我谈话,说有个别人一到农忙就溜回市区装病,你有假条怎么不休息。我随口说,革命先辈打下了江山, 我们这代人就应该好好地建设。没想到,这单纯朴素的回答竟让指导员把我树成典型,要大家向我学习。这使我感到既惊讶又脸红,因为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五七战士,而队里所有的班、排长及连长都做得比我好。

    1970年我已是一名共青团员,一心只想当一名好团员。指导员开导我,希望我用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进步得更快,真正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我想领导说得对,只有加入共产党,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真正接好革命的班。回到家里,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积极支持,并翻箱倒柜找出了党章, 指导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我队在整个农场中第一个完成整党工作,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在党组织的考验下,1970年的7月11日党支部向我颁发了入党志愿书, 同月28曰,我幸运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感恩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入党初心。

    入党后,我有幸被推选到复旦大学学习外语,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并有幸在开门办学中接触到了工人和解放军, 丰富了我对国情的了解。大学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外交部, 成为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

    我曾先后常驻突尼斯、摩洛哥、卢旺达、瑞士大使馆, 后来又被安排到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工作。可以说,从事外交工作近四十年,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

    我长期从事非洲调研工作, 亲眼目睹了非洲人民的困苦, 他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很多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亲耳听到因战乱不时传来的枪声, 甚至走在马路上都能随时捡到弹壳;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府;参观过我们在非援建工程和项目……这一切,更让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更坚定我听党活、跟党走的信念。

    外交无小事,一切行动听指挥。周恩来总理经常对我们说:“外交战士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遵守纪律,服从党的安排尤为重要,我是党的人, 党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入党五十年来,怀着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负责,经受住了国内、国外各种场合、各种诱惑的考验,守住了政治信仰,初心不变,坚定不移。

    (作者原为1967年7月到上海市属农场五四农场的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