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 和农友在农场宿舍
1975年4月13日我踏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被分配到上海市郊南汇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的农业连队，那年我还未满18。因我是家里老二，年长一岁的老大已经被分配在市区工作，轮到我是理所当然地归入下乡行列。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组没有考虑当时我的父亲从1969 年就在黑龙江黑河地区呼玛县带领知青插队落户多年的特殊情况而给予照顾。当然，对当时学校的毕业分配方案，我没有怨言，自己愿意下乡，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多子女的家庭， 大的让小的也是天经地义，何况我并不怕吃苦。
那时从市区去农场要乘“周南线”或“沪南线”的长途班车在中港汽车站下车，然后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土路才能到我所在的连队。平时还好，一下雨就成泥泞，踩一脚就要拔一下鞋，否则只能赤脚了。
位于南汇农场的这个农业连队，因为属于刚刚围海造田后不久的新建连队，因一条大堤，将大海和长满芦苇的滩涂与围垦好的土地（我所在的新连队）分隔成两个天地。大堤外， 放眼看去就是混浊波涛的东海， 大堤内是长满盐花的盐碱地。
连队职工除了以我们上一届即73 届为主的一百多人，还有几十个72 届以上老职工，都是些连队骨干。我们74 届140 余名新职工初到连队，就是一面继续参加围垦工作，一面在已经围垦好的成片土地上布局开沟种树，各个排之间的土地都用水沟和水杉林带分隔开。一个排的土地为两边农田，当中一条机耕路，加上四周各一条灌溉用水沟及数十米宽的林带， 这就是一个排的作业面了。而所有这些都靠我们双手双肩劳作布局而成。为此，刚下乡不久的我在开沟挑土中就不幸扭伤了腰。当时，动一下都痛得要命， 即使如此，也不能请到病假休息，只能忍着痛咬牙继续出工。究其原因是年轻的我们没掌握装担子技巧，应该要前面担子重些后面担子轻些，否则极易扭伤腰。由于，我扭伤的腰没有得到及时休养，后来成了老腰病，常发作。这种病也是农场农业连队的职工常见病了。
除了农田基本建设，每天还要出早操，晚上要安排学习， 了解国家时事新闻。我是连队第一批政宣组干事，经常和几个同事一起讨论出墙报和黑板报，以及报道连队的生产进度、好人好事等等。我主要负责抄写文章，颇费功夫。
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同年11 月份， 我作为74 届新职工第一个被提拔为正排长，调到其他排替代一个因粗暴管理职工被职工家长投诉到场部而撤职的70 届的老排长。记得刚到任排长后不久，我即负责带领排里职工去场部附近修钢渣路。
那时候，从连队步行出发去场部，以及到中港汽车站全是土路，下雨天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原本晴天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雨天两个多小时都走不到，所以农闲筑路成为保证出行的重要任务。从连队到场部，要走半个多小时。钢渣是从船运过来，经我们人工装运，运到大堤，再铺设在泥泞土路上。我带领男女职工，苦干了一段时间，逐渐改善了农场道路状况。
紧接着，就是1975 年底到1976 年初的冬天，开挖五米多深的水闸河的工程，目的是开通船运河道，解决农场物资内外运输问题。水闸河位置比去场部还远，靠近农场供销站。当时，各个连队的任务都很繁重。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所有连队进行了紧急生产大动员， 男生负责挖土方，女生负责挑担。为此，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好扁担是女生们的首要任务。当时我所在的四排生产排长郑凯敏特地帮我找了一根有韧性的好扁担，挑在肩上颤悠悠的， 相对舒适些。
工程开工不久，各个排之间开展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看哪个班组、哪个排每天完成的土方量大。看着女生们辛苦挑担，男生们也拼命加担，争挑重担，不堪重负的扁担被压断的事屡有发生。一天上午劳动中，我看见排里一个74 届女生在哭，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的扁担被男生挑断了，排里没有扁担只有“杠棒”了，她害怕， 就哭了。啥叫“杠棒”，就是用一根碗口粗的实木棍子替代扁担用。挑时特别不贴肩膀， 容易在肩上滚动，谁都害怕用“杠棒”挑担的，但谁扁担断了， 当时只能用“杠棒”替代凑合了。我毫不犹豫地将我用的扁担让给她用，我拿起地上“杠棒” 继续在工地上挑了大半天担子。这个“杠棒”挑担在肩上滑来滚去的，确实不好受，时间一长，疼痛难忍。等到收工时， 我的肩头已经被磨得火辣辣的， 凸出了三个肉瘤了。
其实，那年我也才刚过18 岁，身高1.6 米不到，体重才百来斤，但排干部的职责要求我，做到吃苦在前，遇困难冲在前，尽可能关心照顾职工。记得在农场农业连队那几年， 我没请过一天病、事假，始终劳作在一线。
1976 年4 月份，75 届新职工来了。连队“两委”班子， 为了更好地管理培养新职工， 决定相对集中管理，不将他们分散到老排里，就任命我和另一个74 届职工分别担任这个“五·七”排的正副排长。由于只有两个相对“老”的职工而没有其他老职工带领，完成连队生产任务相当吃力。新职工又是来自静安区“上只角” 的，相对傲娇些，管理还是有些难度。好在75 届新职工中的几个班长还是很给力，积极协助排长管理新职工们的生产， 以身作则，重活、脏活抢着干， 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农村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喝的是浑浊的河水，等我们下去以后才建造了水塔，但通过水管出来的还是浑浊的河水， 职工拿桶装回宿舍，基本每次都要放明矾沉淀一会儿，因此， 这种水质难免不会没有细菌。尤其是围垦开河“双抢”农忙时， 虽口干舌燥时但也顾不上是否是烧开过的水，只要有水喝就像一通牛饮，于是难免不发生腹泻、肝炎等传染病。那时哪个连队发生几个不明原因的腹泻，连队场部卫生部门都如临大敌，担心是病菌感染，因此每到夏季防范“二号病”（传染病）就成了连队的重中之重。
那些年物资贫乏，生活也是如此。吃的很简单，基本是当季后勤菜园班供应的蔬菜， 肉类等是要凭证去外面采购。因此，一个月难得一二次吃点荤腥。夏秋季节基本是茄子当家，为了改善伙食，食堂每年都要用些剩饭菜及菜皮“泔脚” 养一头小猪，待“双抢”农忙季节结束，杀猪改善一下职工的生活。那一天，吃饭是只要饭票，菜钱免了，大家叫“放菜”。那天就是整个连队的盛大节日， “农忙”的疲乏似乎也一扫而光了。
当初下乡的学生都处在17-18 岁年龄，身体还在发育中，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需要营养补充，有条件的农友经常会收到来自上海父母家庭的接济， 虽然也只是炒酱炒麦粉什么的。还有人的父母兄姐每周轮流乘坐长途班车大包小包的来探望一下子女。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惊喜，因为家父自1969 年就带领上海知青去了黑龙江，直到1976 年粉粹“四人帮”以后才正式回沪。再说，我的父母认为关爱子女，思想比生活更重要。
在农场几年，每次探亲， 从南汇中港车站下车回连队的一个多小时土路，遇上雨天道路泥泞还不算难事，最难的是遇上交通拥堵，车辆误点，摸黑走路回连队才是胆战心惊的事情。因为农场土路上是没有路灯的，碰上当晚没有月光的话，一切就凭感觉走。有一次下车时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一丝光亮，就这么朦朦胧胧晕晕乎乎摸黑走回连队，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又因为我从小晕车，在农场七年半，每次4 个多小时的返沪来回途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第二天还要克服晕车不适的感觉， 立即投入繁重的劳动。
记得1976 年9 月的那天作为农场职工代表去市区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掉会后，也是摸黑赶回农场连队的。听老农连长说起，我所在的75 届新职工排当天没有及时将船运的满船大粪挑空，完成油菜田的浇肥任务。当天，一船肥料只挑了1/3 也不到，影响了船只返程。得知此事，我马上就连夜开会要求全排职工，打起十二分精神， 第二天要抓紧完成生产任务。明确规定：男生不接担，女生在大堤上可接担。意思是男生从船上肩挑百来斤大粪担子， 小步移过船上木跳板，走上大堤，再下堤坡直接走到油菜田。女生可在大堤上换人挑（接）担， 挑到大田里。我自己则身体力行，和男生一起干到底。这天， 不到下午两点，全面完成生产任务。
那时，我已经兼任连队工会主席，场工会委员及连队“两委”干部等职务了，并于1977 年1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在大田排一直没有脱产过。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当年我所在的连队干部工作作风硬朗，职工队伍风气良好，连队一直是农场先进连队， 1978 年前后还曾被评为国家农垦部的“硬骨头六连”称号，连队党支书王耀珍也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通过围海造田， 修筑公路，开水闸河，短短的几年，到1979 年前参加“双抢” 农忙，农闲时还开挖了几个大型鱼塘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场的水产队），将大片新围垦土地改造成能船只自由进出， 连年收获粮、棉、油及水产养殖， 畜牧发展，极大满足了农场工农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需求。
（作者原为上海南汇县朝阳农场知识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