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伏天暑气蒸人，倏而天低云暗，骤雨倾盆。我伏案窗前，读着上海知青施继建的微信，如烟往事涌上心头，神思飞向四十五里眼袋湖。那里该是碧野万顷、稻花飘香了吧？

1、1968 年12 月26 日，在毛泽东主席75 周岁生日，我告别燕园未名湖，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前往安徽龙亢农场“接受再教育”。

次日下午，车到蚌埠。天色已晚，我找个大通铺旅社住下。巧了，南大几位也在此下榻，同绰号“老九”“戴高乐”“阿爸公”等人三言两语，便如故交，一直聊到深夜。

天明似醒未醒，就听一声吆喝：“起床起床，‘早请示’ 了！”一看，红袖章已推门进来。大家一轱辘爬起，穿衣下床，掏出红宝书，肃立朗诵语录，并手擎红宝书，摆动着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突然，红袖章走到一个床前，一掀被子，被窝还躺着一位。红袖章大吼：“姓名？”床上人嗫嚅着：“张友肃。”“出身？”“资本家。”红袖章大怒：“原来是狗崽子！”不由分说，把张从被窝拖出，拽到门外，开起现场批斗会，指斥张对“早请示” 怀有阶级仇恨。好在张很识相，唯唯“低头认罪”，才侥幸逃脱，未被穷追猛打。

这场遭遇战，使张友肃落下“白虎堂”的雅号。张南大历史系毕业，人蛮真诚实在，学究气重。大学生们常为此事打趣他。他只是摇头，赧然苦笑。后来，他再分配到大圹圩农场。一次，我去看他，他热情地蒸了一大锅螃蟹款待。再后来，他调江苏金湖中学，因教学有方，晋升县政协副主席。

2、28 日一早，我们乘长途汽车出发，经怀远，过河溜…… 路旁白杨挺拔，寒凝大地，村落荒疏，田野赤白。五六年前， 表叔王汝为外出行乞，曾流落此地，靠打拳卖艺糊口。

车停桥头。司机说，龙亢到了！望着孤零零的澡堂，我等一脸茫然：“农场在哪？” 路人咧嘴一笑：“这就是！” 

澡堂向西百十米，有栋平房，就是场部。秘书许舒俊引领我们到招待所住下。北大、南大、北农大、浙大、上海外贸学院20 多位毕业生到齐，便向下分派了。全场6 个生产队， 还有机耕队、工副业队、科研站和修理厂。我和周古廉、鲍世国、袁仁达、曹晋等分到6 队。农场实行军管，由荒草圩部队唐福贤连长主政。因党组织刚刚恢复，需参加组织活动，我和蔡金钟两位预备党员暂留场部。

我早做好滚一身泥巴、“晒红皮肤炼红心”的准备，怎能甘心浮在场部呢？一有空，就到工副业队找活干。场里常往蚌埠送粮，我也和老职工一样扛麻袋装车。一袋稻子120 斤， 小麦160 斤，好重啊！扛上肩， 踏上斜木板挪步，两条腿直打颤。老职工看了，这个车下扶， 那个车上接。

送粮归来常在夜间，路上空空荡荡。军车开得飞快，耳旁只听呼呼的风声。职工们常忘却疲劳，常常高声喊，大声唱。回到住地，内衣湿透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也懒得洗涮，倒头便睡，一觉到天明。渐渐的，我和老职工混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聚会时，也往往邀我开怀畅饮。

3、一天，场里安排我跟老郭采购水泥制品，长住蚌埠红旗旅社，主要是跑混凝土构件厂，采购涵管、电线杆等。老郭是老采购，经验丰富；我是新手，天天跟着他跑。

构件厂在市区西北角。当时物资紧张，厂家是“大爷”。采购员求人办事，不多跑几趟，混个脸熟，想办成事门儿也没有。那年月，流行“小白棍（烟）神通广大，一三五（酒）走遍天下”。记不清跑第几趟了，进了生产科，一向不抽烟的老郭，照例从兜里掏出包“东海” 烟，点头哈腰，笑咪咪地递上一支，搭上话茬，重报一遍采购的物资、规格和数量。“大爷” 不咸不淡地撂一句：“物资紧张，要等！”老郭低声下气，好话说尽，软磨硬缠，才定下日期。临走，老郭还不忘再甩支“小白棍”。从此，我外出联系业务，身上也会装包“东海”烟。

运输水泥制品要走水路。构件厂把货物送到淮河大堤。工人用两条粗绠绳勒住涵管、电线杆两端，顺着河堤斜坡，一点点松放到船下。船的前后两头同时放下木板，船工仍用绠绳，一件一件地套拉上船。

装货上船，同船家约好到达时间和地点，我和老郭便匆匆赶回龙亢。船行淮河再入涡河，一两天便到货了。农场大拖拉机开到涡河岸上，依然采取上船的办法，用木板、绠绳，靠人力卸船、装车。看到物资运进农场，我才如释重负。

龙亢在西汉曾为县城，出了经学大师桓荣，后世又出了桓温、桓玄等风流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屡屡掀起大浪。可惜历尽沧桑，龙亢已繁华不再，沦落成村庄，好不令人唏嘘。

4、龙亢农场位于蚌埠—阜阳公路南侧，号称四十五里，呈东南、西北走向，如一方斜长的砚池。池中原有湖水，后来干涸了，开垦成农场。溯其本名，应该叫砚台湖。土著人喊白了，久而久之，成了烟袋湖。

场部靠河，沿河有十里桃园，春来桃红如云，入夏果香四溢。南风一起，麦熟一晌，金波随风荡漾，要开镰抢收了。收割机分两组，从东西两线相向收割，到中部会师。

我受命编印简报，每日公布机收进度，并宣传典型，鼓舞士气。为了抓素材，一大早，我骑上自行车就下队了。上下午跑遍东西两处机收现场，一天到晚，风尘仆仆。采访中，我最爱登上康拜因收割机畅游。一看高大粗笨的机体，就知是苏联造。对康拜因，小学课本上见过，可近距离接触，这还是头一回。

农工提前开好机路，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康拜因缓缓游进麦海，一口便吞噬辐宽三五米的麦浪，边收割，边脱粒，收割行进中，便把粉碎的麦草扬扬洒洒，反哺大田，将黄澄澄的小麦卸到随机卡车的麻袋里，真棒！骄阳似火，收割几个来回，我就一身汗，一身土，一身麦糠，晒得乌黑流油，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里叫“黑子”的多：马黑子、常黑子、李黑子、张黑子……黑， 成了农场职工的本色！

每次下队返回场部，我便钻进斗室，编信息，刻腊板，调油墨，印简报，且报头套红，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次日一早，将简报发到干部、职工手里。

当时，党的“九大”刚刚开过。我收集职工的反映，写了篇学习九大精神的报道，登上简报，很快被安徽日报转载。职工们好开心，奔走相告，说咱农场破天荒上省报了！

一天，听老同志宋长春说，以往出简报，抽人搭班子，现在一个人就齐活了，大学生真能干！心里乐滋滋的。

5、在“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热潮中，农场迎来新马桥农校、蚂蚁山农校毕业生和一批又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农场要成立兵团的风声越来越紧。

1969 年盛夏的一天，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来龙亢农场考察。场里安排我参与接待。李司令员中等个头，敦敦实实， 平头，一脸英气，不苟言笑， 说话简洁。在老场部东边新平房里，首长听了汇报，又在场部周边转了转，指示组建兵团是军垦大事，一定要抓紧，尽快从野战军和省军区系统抽人， 尽快到位。

午饭时，李司令员和大家一起就餐，吃食堂饭菜，喝竹叶青酒。饭后，在会议室乒乓球案子铺张草蓆，首长便上去午睡。天热，门窗大开，两个落地扇斜对角摆放，旋转着吹风。警卫员在屋外值勤，我准备好水盆和毛巾，独自坐在室内守候。热风阵阵，蝉噪声声。看着首长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悠然入睡，回想1967 年毛主席赞扬李德生解决安徽问题的胆识， 心中不能不感佩其大将风度。

李德生走后，兵团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大约年底年初，农场就改制了，成立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五团，生产队变连队，农工成了兵团战士。军人到位后，我在团部做了短期文字秘书，整理会议纪要之类。团部工作正常运转，我便回到了6 连。

6、连里老职工有家有房， 年轻的住集体房，大房8 人， 小房4 人。每个床上吊顶蚊帐， 这就是小家，谁的老婆孩子来了，便住进谁的蚊帐，熄灯后， 男女隔空互聊。

农场变兵团，实际还是务农。机械化生产程度虽然很高，但地盘大，人手少，体力劳动依然很重很苦。春节后，整地，平地，插秧，天天早出晚归，晚上还要搞“一打三反”运动。我从未插过秧，须从头学起。天寒，水凉，头上戴顶草帽，脖上搭条毛巾，一边退，一边插，还在横竖成行，汗水卟卟啦啦地往水里掉。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两腿泥巴懒得洗，回到连部也干了，用手一撸，泥巴掉了，汗毛也脱光了。

稻子返青后，有老职工带领，时而浇水，时而施肥，头顶烈日，在大田里来回穿梭。6 月，赤日炎炎，进入夏管时节， 我和仲崇学以及郑剑伟、慕永伟一帮上海知青负责化学除草， 抬上电动机，配好除草醚、五氯酚钠，一个田块一个田块喷洒。气味呛鼻难闻，“突突” 噪音刺耳，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了干，干了又湿，留下一片片雪白的碱花。是谁浪漫地吟起“除禾日当午”？大家齐声接吟：“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苦吗？真苦！但看到野草焦枯，稻禾茁壮，个个开怀大笑，为了好收成，苦点累点，值啊！

1970 年7 月，二师宣传科赵松林科长来到五团, 调我到师部工作。望着浸透汗水的土地， 百感交集，难分难舍。我畅想着， 生活在砚台湖，如果挥动如椽大笔，饱蘸麦浪稻浪之精华，一定会写出惊天动地的绝妙文章！

再见了，五团，龙亢农场，我的第二故乡！

再见了，我会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