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市光明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赴黑龙江格球山农场务农。存i车队里烧讨开水。养过马，打过杂。由于自己是农场数千名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又被当地《黑河日报》采用过数篇稿件，在农场打响了报道工作的第一炮，农场宣传科在物色人选担任小报《格球山通讯》主编时，选中了我。

当年7月我走马上任。《格球山通讯》是一份油印小报，不定期出版，主要报道知青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反映他们的需求与呼声。为了办好这张小报，我给上海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些字帖、写作知识和小报样本过来。入夜，知青们都睡了，我还在灯下练字，仿宋体、楷体、隶书、魏书、黑体，我反复地练习。对于上海寄来的几张小报，我反复琢磨着它们的内容与排版格局，构思着如何把我们的小报办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为广大农垦战士爱读、欢迎。

当时农场知青来自四面八方，有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天津、上海等地。由于地方派性严重，经常发生群殴事件，几次把人打伤，严重影口向了团结安定和农场生产。甚至有人喊出了“把xx地方青年赶出农场"的口号。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格球山通讯》上连续发表了我写的几篇评论“知青问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团结起来搞好生产”等，同时刊登各地知青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要求大家消除派性，团结起来搞好生产。由于农场领导反复做工作和连队骨干带头，地方派性渐渐消除，出现团结奋斗、热气腾腾搞生产的局面。．

当年11月，农场下了一场大雪，把正在收割的苞米严严实实盖了起来，有的经不起冷冻烂在了地里。农场党委发出了“争分夺秒，雪地抢粮”的号召，我白天和大家一起冒严寒抢收苞米，晚上回到办公室写报道、刻腊纸，第二天付印后通过各分场通讯员把小报送到连队战士们手中。我们还通过广播宣传知青们战天斗地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经过两个月的顽强拼搏，被大雪掩盖的粮食大都抢了回来。

当时连队生活十分艰苦，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居住条件也不太好。一些知青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有的要求家长寄这寄那，有的甚至打退堂鼓想回城不干了。为了消除知青们的畏难情绪，帮助他们树立热爱农场、扎根农场的思想，我利用《格球山通讯》的一角摘发了一些家长与子女的通信。一位父亲在给儿子信中说：你要我给你寄大米和肉罐头，我不能答应，这是一种特殊化的表现，影响不好。希望你能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注意磨练自己，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出人才。一位天津知青在信中说：想想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苦不苦?我们来到千里冰封的北疆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吃苦的，是来锤炼红心的。知青朋友们：艰苦环境吓不倒我们，继续干下去，迎接我们的是灿烂的明天!通过宣传和各方面的工作，稳定了大家情绪，有的跑回城市的知青重新回到了农场。

我在办小报的同时，还把一些较有质量的稿件投寄给报社，5年中陆续有近百篇稿件见报，我也因此被评为黑龙江省农垦局模范工作者。

1979年，在知青大返城浪潮中，我顶替母亲的工作回到了上海，不久就被一家报社录用当上了记者。而今回想起来，正是农场那段办小报的生涯，提高了我，锻炼了我，为我后来成为新闻工作者打下了扎实基础。

(作者原黑龙江格球山农场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