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兵团期间，我当过“卖菜翁”，也就是菜贩子。

那大概是1971年前后的事。我们大车班归副业排管，这副业排里有个副业组，夏天种点瓜菜，冬天烧点酒什么的，供连队职工们的生活所需——职工自己是不能种菜的，那叫“资本主义的尾巴”。排长看我是上海来的高中生，就把我调到副业组，平时下地干活，需要卖菜时，就叫我跟着卖菜车，收个钱记个帐什么的。

也许是家庭教育、影响的结果，我早就知道“公私分明”“一尘不染”“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等等的做人原则，所以，我对卖出的每一斤菜，每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完全一个死认真的“书呆子”。

比如，早晨，我们从菜地收过来100斤韭菜，每斤售价3分钱，到了晚上，要是卖掉了80斤，应该上交0.03×80=2.40元，如果我的钱包里收到了2.45元，我就除了上交2.40元外，把多收的5分钱也交公；要是只收了2.37元，那缺少的3分钱，我就悄悄地补上。每天的钱物帐，都在我的小本子上记得一清二楚，不怕任何人来查。

有时候，我们早晨收的菜多了，在自己连队里卖不光，排长就叫我们拉到外面连队去卖。配上一个老职工阿袁，他赶车、过称，我跟上车收钱。那个价钱就由我们定了，好卖了，就贵一点；不好卖了，就便宜一点，收的总钱数，就不能按固定菜价计算了。回到连队，把卖不掉的菜一卸车，把收到的钱，不管是多少，一上交就完事了。可我还是一丝不苟地办事：5分钱一斤的菜卖了多少斤，4分钱的多少斤，3分钱的又是多少斤，一笔一笔地细细算好，一共该交多少钱，要是少了，还是自己贴上。

阿袁见了我的账本直犯嘀咕：“你犯傻了!我过称，你收钱，谁还能赖你贪污了？菜这个东西，早晨时候，有水分就重，过了中午，水分蒸发了就轻，难免有损耗。要是照你这样卖菜，把裤子当了也不够赔的！”我老婆也说我是死脑筋：“这菜卖什么价，还不是你们两个人说了算？领导管得了吗？怪不得人家给你起的外号叫‘木根’！”

由于我们外出卖菜，不能回到连部吃午饭，就得在团部招待所的食堂里吃。那时兵团的传统做法是，一人交两毛钱，买一个大馍，一盘素菜，谁去吃都行，方便了我们这些外出干活的人。

有一次，阿袁向我提出：“两个人才四毛钱，咱们就拿卖菜的钱付了得了。反正卖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再说咱们这是因公出差，连队给咱们点儿误餐费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我的“木”劲又上来了，较真地说：“这怎么行？公家的钱是一分也不能动的。”搞得他一脸难堪，于是我又婉转了一下：“干脆这顿饭钱我付得了，算我请客。”不料，这叫阿袁更下不了台了说：“没见过你这么个死脑筋的！算了算了，我有钱！”他讪讪地掏出两毛钱扔到了桌子上。这一来，难堪的是我了。

几个月后，阿袁赶车从副业组大院往外出车时，竟然被马车夹在门柱子上挤死了。我真后悔：连那午饭的两毛钱，我都没随他的意！我这个“木根”可真够木的！

排长倒不担心我贪小便宜，他要的就是我这样不谙人世的“书呆子”。再说，那时候的瓜菜又不值钱，一车菜钱全贪污了，也不过几十块钱，可我就那么认真。清如水，明如镜，心里无愧，睡觉也踏实。我愿意做这样的人。

有一天，我收市回到连队卸菜时，看到排长相好的悄悄地掂了一捆菜往外走。我正要收钱，只见排长脸色一沉，挡住我说：“这菜都黄了，留到明天送人都没人要，还收什么钱？”我好大的不高兴，脸色一定很难看。

没过几天，排长就把我这个“卖菜官”给撤了——唉，可能因为我廉洁到“不近人情”了！老婆揶揄我道：“木根啊，木根，谁叫你‘木’过头了呢？一点儿人情都不懂！”

（作者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