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在东北土炕上的儿子叶翔舟，在刚刚14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我们托朋友“捎”回到老家——上海去了。这是我和儿子的第一次分别，是为了前途而选择的无奈的分别，是最让我撕心裂肺的分别!伴随着分别之苦的，是对儿子的深深的思念，是对那14个月生养抚育他的过程的甜美回忆，是对生活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高考考完最后一门科目，我如释重负。回到小屋——那是我们安在农场的居所，看到空空的摇篮床，内疚、悔恨、自责和思念……种种复杂的情感混杂在一起。想到备考阶段对孩子的冷落，而现在有了充足的时间，却再也抱不到儿子时，我终于失声大哭了起来。我哭过很多次，但这次却是最难以抑制和最撕心裂肺的。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也是我的生活和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

这一年，我结了婚，在北大荒安了家，并且怀上了孩子。这个还孕育在腹中的小生命，给我们当时清苦的日子带来了甜蜜，给我们当时无望的生活送来了期盼。

毛泽东在那年9月9日辞世。全团举行追悼大会，各连各营及团属单位的代表们，沿着通向团部的主要道路排队入场。这时我在团部学校，我原来八连的一群“娘们”看到我挺着大肚子也行进在队伍里，悄悄地说：“看她走道的样子，准是个男孩！”朋友把话传来，当时我是半信半疑：凭孕妇走路的姿态能判断生男生女？日后，果不其然是儿子。现在想想，这种“诊断”性别的方法还真的蛮灵光的呢！

9月23日早上8点多，儿子降生在我们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比预产期足足提前了一个月。怀孕后例行检查时，团部医院的大夫就警告过我：先兆性早产。正因为如此，我不敢回上海，怕像我姐姐一样，将孩子生在路途上。我是凌晨开始腹痛的，志鸿赶忙将医生请到家里，热心的邻居和同事也来帮忙。“是个小子！”一片欢呼声后，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啼哭，顿时我感到整个人像完成了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使命，特别地喜悦、轻松、满足，彻底解放了。这个急匆匆地想早点见到我们、硬是要提前来到这个世界的淘气孩子，志鸿称量了一下：体重4斤8两，身长46公分——是个小不点。

我们给孩子取名为叶翔舟，小名舟舟。意思是祝愿孩子的一生能一帆风顺，乘风破浪。没曾想，日后舟舟的生活真会像一艘航船，乘风扬帆，漂洋过海，远离父母、亲人和故乡，驶向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

月子里，孩子总是哭，我们不知所措，赶紧将邻居鞠老太请来。那天我正在喂奶，老太太一进门看到孩子吮吸的模样，心疼地说：“傻姑娘，这孩子啥病也没有，是饿急了才哭的！”“饿？我可是一直在喂的呀！”我不解地说。“奶水少，怎么够吃！瞧他急吼吼的样子！”老太太有些生气了，责怪起我来。哦，我可怜的宝宝怎么会遇到这么两个傻父母！在想方设法催奶不成后，搞牛奶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托人弄奶粉，寒冬腊月中跑十几里路买冻奶坨子。孩子吃饱喝足了，自然不哭了。在外源奶的哺育下，儿子长胖了，也长大了。

转眼间，产假和寒假过去了，到开学的时候，已是1977年了。

学校开学，我要上课，孩子就要送托。在那简陋但温暖的房间里已经习惯了的婴儿，突然要面对室外的冰天雪地，新的考验接踵而来。尽管我们用厚厚的小棉被将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早产儿柔弱的体质还是招架不住北大荒的刺骨寒风。一次次的感冒、发烧和咳嗽，以至于几次得肺炎。当时当地，治病最需要也最紧缺的是青霉素。有本事的当地人，也要通过关系搞到这药；而我常常只能对着孩子涨红的小脸，跟着一起哭，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际，我想起了远在滁州部队医院工作的好友金捷。收到从千里之外的南方邮来的治病救命的药，满满的一盒，真是热泪盈眶！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初春，天气开始转暖，孩子也越来越结实了。每天早上，只要志鸿把舟舟平放到铺在炕上的小毯子——那是一条上海寄来的蓝底白花的毛毯——上面，舟舟就开始乱蹬双腿，嘴里发出不满的抗议声——知道我们要用布条绑住他的双腿，这是东北老乡的经验，据说这样做，孩子的腿就会长得又直又长。

我们抱着儿子出门，在通往团部托儿所的路上，红顶砖房边慢悠悠溜达的鸡群，刚刚绽出嫩芽吐出绿叶的小树，马厩里或偎依在母马身旁或撒腿欢跑的驹仔，蓝天白云下突突冒烟的拖拉机和大卡车……舟舟欢快地东张西望，眼里闪烁着充满好奇的炯炯神光。抱着他，我们能感觉得到他身子的扭动和起伏，能体会得到周围和世界对他巨大的吸引力和魔力。一家人就这样幸福地“上班”去了。

晚上下班后，我们去接孩子。原本在“悠悠床”里站着晃悠的舟舟，一看见我们在门口出现，双手会立刻脱开刚才还紧握的吊绳，伸向我们。他想蹦出来，使劲地跳跃着，将整个身子直扑过来，显得迫不及待，欢迎我们，盼望着回家。

竖直立起的蜡烛包，脸上蒙着一层防风挡沙的蓝丝巾，志鸿抱着宝贝儿子，一家三口在暮色中，穿过大道，沿着小路，来到学校后面的家属区。我们不时地与熟人打招呼，舟舟也会跟着发出“啊，啊！”的回应声。鞠老太是看着孩子出生和长大的，老人家眯着眼，左看右瞧的，“真稀罕！大胖小子！”这赞扬声，像甘露流入我们的心田，像蜜糖融进我们的血液。美呀，甜啊！

回到家，打开蜡烛包的瞬间，笑意涌上舟舟的小脸，两条腿有力地欢快踩蹬，同时“哦、哦！”地叫唤。“哦，宝宝，现在舒服了吧！”我们俯下身子，将脸贴在孩子的鼻尖，双手搂抱着他，轻声地逗着。舟舟的双眸充满了幸福和激动的亮光，手舞足蹈起来——儿子那获得自由和解放后的本能反应，至今仍深深地印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永远不会褪去和忘却。

渐渐地，孩子学会了摸爬，学会了走路，也会用简单的发声来应答周围的事物和刺激。我们在屋子外间靠门口处搭有一个冬用的简易鸡窝，养着七、八只鸡。舟舟喜欢翘起屁股，伸出脑袋，噘着小嘴，瞪大双眼，对着窝里的小鸡，发出“喔，喔！”的声音。也许这是他在学着小鸡的模样，或许他是在跟玩伴说声“谢谢”。要知道，那时孩子的午餐就是一小盒的米饭里卧一个鸡蛋，再洒些盐末呀！

1977年的秋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整个知青群体都振奋了起来。这可是我们有望改变人生，编织梦想的唯一机会呀！

说实在，我们和很多朋友一样，是在招工不成，推荐无望，几乎绝望的境况下，30多岁才安的家。现在有了孩子，他和我们一样，成为北大荒的新成员。现在，感谢上苍，好运降临，于是复习迎考成了知青们的命运之搏。

在这场命运之博中，对于已有了孩子的我们来讲，时间是获胜的关键。为了争分夺秒，我们尽可能地压缩一切与复习迎考无关的业余时间，甚至连到幼儿园喂孩子这样的事有时也托付给好友陆菊梅代劳了，以至于一度托儿所阿姨们见到陆指导员过去，就会逗舟舟：“看，你的新妈妈来了！”

晚上哄孩子早早入睡，成了我时间表中最急迫的任务。一般是晚上9点过后到次日凌晨的2点，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奋战。那一道道题，一摞摞卷子，一本本参考书——这些从朋友那里，从城市收集来的复习资料，是我们摆脱命运，走向新生活必须攻克的堡垒。无意之中，孩子被冷淡了，被忽视了。但是，当时那刻，我完全陷入在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博弈之中，全然忽略了其他一切。

初试的好成绩，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夺取胜利的信心。在临近高考复试之际，赶上志鸿的弟弟在大庆进修结束，要回上海去。我们俩做出了一个大胆和果断的决定——将舟舟送回上海老家，为可能会离开农场上学，做好事前安排。

当时志鸿在老连队的好友——上海知青韩福壮和他的女友天津知青杨之娟，打算回家。他们热心地提出，可以帮助我们将舟舟送到齐齐哈尔火车站，交给舟舟的叔叔带回上海。不料阴差阳错，福壮和之娟在齐市未能遇到志鸿的弟弟，于是他们毅然担起这“千里送幼”的艰巨重任。

匆忙之中，孩子跟着陌生的叔叔和阿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在拉哈车站的站台上，寒风中，我和志鸿挥手跟朋友道别，与儿子再见。汽笛声中，儿子结束了他从降生到周岁，在北大荒的14个月的生活，去往他父母的故乡；望着载着幼小的亲生骨肉渐渐远去的火车，泪水一下子喷涌出来，瞬间模糊了我的眼睛。

从此，当我们开始人生崭新的征程时，儿子也翻开了他生命中全新的一页。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今天，记录这段生活，是希望儿子能够谅解父母当年为了争取前途和改变命运而对他表现出的种种忽视；能够理解在那特殊的年代和岁月里，我们采取的有违人之常情的举措实属无奈之举。希望儿子相信，我们当时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他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请儿子能够接受父母，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我，深深的歉意。并由衷地感谢他，在北大荒的短短一年多里，和我们并肩战胜种种困难，与我们共同度过有家以后的所有美好时光，同我们心心相印一起经历了国家和小家、社会和个人所面对的剧烈变革。

谨以此文纪念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作者原黑龙江兵团50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