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奔流到海不复回。恍惚之间，千百万当年的知青群体而今已过花甲。虽然“上山下乡”“知青”等名词已成过眼云烟，在当代年轻人的字典里也已找不到答案，但在尚且在世的老知青的记忆中，依然保留着一些真实、鲜活、发人深思的故事，折射出那一段独特历史……
我是68届高中毕业生，分配时赶上“一片红”，于1969年3月和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一起，来到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插队。我去的“东主寨”共有百十户人家，红土墙或者竹笆墙的茅草房依山而建，青石板小路连接各家各户。全寨子的生活用水依靠竹槽支架，从后山将泉水引到寨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算是“公共水龙头”，任由各家各户挑用。东主寨的知青集体共有12名男知青和8名女知青，住在解放前一户地主的旧瓦房里，算是特殊照顾。寨子距离公社10公里，距离县城20公里，非常闭塞。写一封家信要来回跑20公里山路才能寄出，上海收到这封信则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寨子里没有电，我们和老百姓一样晚上靠点煤油灯过日子。更要命的是：没有电就没有碾米机，知青们只得借用老乡家的石头碓窝舂米吃。
那粗大沉重的木锤要两个人才踩得动，要踩上几十下、几百下，才能让碓窝里的那三、四斤谷子的壳与米粒渐渐分离……这还没有完，舂过的稻谷要用簸箕将糠皮与米粒大致分开，还要用筛子过几道，才能得到基本干净的米。我们20个知青，每天要消耗几十斤大米，仅舂米一项就够累人烦心的了。所以每天留在家里负责烧饭、跳水、劈柴、种菜的两个知青一点也不比下地挣工分的知青轻松，何况还没有工分。有时候舂米舂得烦了，怨言不禁脱口而出：“他妈的！真想像牲口一样直接吃谷子，省得舂这短命的米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到了这边远落后的山乡，人家祖祖辈辈都活下来了，我们知青凭什么活不下去？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下乡之初的另一个不习惯也和吃饭有关。由于当地农村长期缺粮，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一般在早饭后出工，要等到天黑收工了回到寨子里才吃晚饭。长期的一日三餐，突然改成一日两餐，可把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大量消耗体力的男孩女孩害苦了。我记得那段时间感受最深刻的两个字就是“饥饿”，成天都饿得慌，总感觉前胸贴着后背。有时馋得慌了，我们会用从上海带来的肥皂、牙膏、电池等“稀罕物”，与老乡换取蜂蜜或糍粑等他们舍不得吃的美食来充饥解馋。若是在上山干活的时候渴了饿了，捧一把沟里的水解渴，找几个山间的“鸡树果”或者“橄榄果”充饥。那种橄榄果可不是如今我们所见的椭圆形的青橄榄，而是一种长在灌木丛中的小粒圆形果实，咬一口又苦又涩，最后才有甜的回味。最近几年听说那边把野生橄榄果加工成为休闲食品，宣传它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保健功能，这是始料未及的事。
天长日久，东主寨的知青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共同生活劳动，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江河，从十分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从听懂云南方言，到熟练地用方言与老乡交流，甚至还学会几句拉祜语。到老乡家串门时，有的男知青还能拿起竹制水烟筒咕噜咕噜吸上一阵，吞云吐雾。我们从什么都不会干的城里人和学生娃起步，从挣5分、6分“妇女儿童级”工分开始，后来挣到了9分、10分的强壮劳动力工分。除了学会插秧、锄草、挖地、犁田、割稻、挑粪等基本农活外，还见识了仅在边远山区存在的极其原始的耕作方式——刀耕火种。如果说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属于褒义词（也就是现在说的“正能量”）的话，我们面对的应该是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我们面临的是历史的倒退，与世界并不同步——70年代正是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依靠科技进步，迅速崛起之时！
东主山寨除了少量的梯田可以种植水稻外，大部分属于没有灌溉水源的山坡旱地，只能种旱谷和玉米，基本上靠天吃饭。那些旱地也不施肥，一旦种下就不管了，直到收获季节来采收。其产量之低，可想而知。当地依照传统采取山地轮作制：砍倒一片树林，放火烧荒，种下玉米或者旱谷，等到成熟收获后，这片坡地就撂荒，再去开垦另一片坡地。等三年后被撂荒的土地重新长出草木，又轮作一次……周而复始。这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原始耕作方式。请让我追忆和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社员们肩扛锄头、腰别砍刀，顶着烈日出发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种苞谷。翻山越岭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目的地。这时我们几个知青已累得气喘吁吁，一头躺倒在地。稍事休息之后，生产队长张扎妥下达命令：“干活喽！——”大家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拔出腰间的砍柴刀，扑向面前那一片青翠的山林。随着队伍的推进，碗口粗的树木成排地倒下……渐渐的，几个小时后，那片树林片甲不留，变成一大块新的“轮作地”。我们把树木砍去枝丫，再将长的树干截短，堆起来并架空。随着队长一声“点火！”的指令，滚滚浓烟弥漫开来，一条条火龙升腾而起，含有水分的树枝树叶在熊熊烈火中爆裂、炸响，其景颇为壮观。我们呆在上风头的安全地带一边观赏火景，一边揉着手上的血泡，拔出不留神扎进去的毛刺。我偷眼望望威风的生产队长：他此刻叼着旱烟袋，黝黑的脸膛上浮起笑容，好像在盘算什么……忽然新的命令下达，社员和知青们慢吞吞地走向一片焦土，用锄头鼓捣鼓捣、熄灭余烬。随后挖出一个个坑洞，填入一些草木灰作底肥，再放进几颗苞谷种子，最后覆盖上泥土。典型的刀耕火种流程便告结束。
人类违反自然规律，大规模毁林开荒，破坏了珍贵的森林资源，破坏了保持水土的绿色植被，必然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无情惩罚。就拿东主寨赖以生活的柴火来说，柴火越砍越远、越砍越少，还导致后来想发展建筑副业时缺乏森林资源。毁林开荒本想多打粮食，可偏偏事与愿违，粮食产量反而逐年减少。1969年秋后分红时，我在知青中算是工分名列前茅的，仅仅分得一百多斤谷子、几十斤杂粮和十几元人民币！当时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只有1角8分。体力差、工分少的女知青，有的不仅分文未得，还要靠上海家里寄钱来上缴，才能得到按人头拨给的“基本口粮”，等于当年白干了……出路在哪里？痛苦又无奈。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我心里明白：要填饱肚子，要坚持活下去，只有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别人不会的我要学会，别人不敢尝试的，我也要尝试。知青和老乡一样，年终分红的杯水车薪，到1970年的春季已经穷尽，寨子里闹起了粮荒。一天两顿用水煮佛手瓜填肚子，跟着老乡上山挖野菜、刨“古冬果根”（一种野党参），爬树采洋槐花，凡是可吃的都拿来充饥。我不禁联想起串门时几个老大妈的疑问：“你们上海寨子里是不是闹灾荒了，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找饭吃？”当时问得我们很尴尬，现在看来真有几分道理，我们确实与他们争食来了。老百姓虽然不懂什么伟大、空洞的革命理论，但他们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以食为天！知青的困难处境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县里特批了一部分“困难户返销粮”指标，暂时解决了知青的燃眉之急。
东主寨的干部群众，对于如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其实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机会来了。寨子里的一位有识之士名叫赵有贵，是个地富子弟，高中文化，本乡罕有的“秀才”（改革开放后，他成为当地种植、加工茶叶的企业老板，那是后话了）。他向队里提出了治穷的变革方案：第一步，他率领一批能工巧匠去富邦乡搞基建，为生产队挣钱。第二步，由部分略有经验的老乡和知青创建采石场和石灰窑，开山采石做石料，并烧出石灰来，卖给澜沧冶炼厂和县城各单位，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第三步，利用东主寨附近的泉水资源和高山峡谷的落差，建立小水电站，解决“松明火把点灯，手舂脚碓吃米”的大难题。他的建议得到大队、生产队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委任他当副业队长，这在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属于有魄力有胆识的举动。当赵有贵来知青屋物色人选时，结果只有我和小邱、小吴三个男知青，小蔡一个女知青报名。我们看中的好处是：不仅能记全工分，每天还有2角钱的补助。
石灰窑选址在离东主寨5公里的一片荒山上。1969年12月，四名老乡加上四名知青，打起背包上山。我们盖起了竹笆墙茅草顶的工棚，挖出干打垒式的石灰窑。小蔡担任会计和炊事员，七条汉子便是开山采石、守窑烧石灰的工人。每天早晨，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山谷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击钢钎声。开山采石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一锤砸偏不是流血就是伤残。至于往炮眼里装填雷管炸药，迎着山风同时点燃几根导火索，那更是时刻与死神相伴……也许是年少气盛，也许是生计所迫，当时我们毫无危险和胆怯的感觉。在生产队派工的支援下，连接石灰窑和大公路之间的简易毛路修通了，县城的汽车开始进山拉石料和生石灰。外出搞基建的副业队和采石场、石灰窑的创办，逐渐给生产队带来经济效益，以至1970年秋后分红时，每个工日的价值跃升到3角4分！寨上的老百姓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编织更加美丽的梦想……
鉴于澜沧大山区不适合知青长期插队的现实，1970年的4月底，澜沧山区的知青奉命全部转点到条件较好的思茅郊区插队，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不过，我对于最初在东主山寨插队的那一年多的日子，印象最为深刻，得到的人生磨练和人生感悟最多。至今我依然怀念那炮声隆隆、青烟缭绕的石灰窑，还有那山，那水，那遥远的村寨，那些淳朴善良的老乡……知青岁月，就是我此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作者原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