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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放的几个理论问题

    2015年 02月 11日
    来源:研究会会刊 作者:郑 谦 点击:
    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扭曲认识的结果。具体来看,又可分为四个方面。 1、“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


    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扭曲认识的结果。具体来看,又可分为四个方面。

    1、“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高层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几经反复,特别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总的趋势是“左”的错误已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知青下放的基本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但在运动初期,大学、中学学生则似乎是个例外,一度成为革命的“闯将”、先锋和主力。直至1967年底,毛泽东还曾设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和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1]但这种赞誉和信任并未持续多久。1967年革委会陆续成立后,从“文化大革命”全局和发展顺序来看,在认定已经解决了运动的主要对象――走资派――后,在认为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工人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后,[2]红卫兵“先锋”、“闯将”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而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来。而且当时一些学生要么是迟迟不肯返校“复课闹革命”,仍在社会上冲杀、“革命”,要么仍在学校进行派性争斗,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68年4月起清华大学两派发生持续百日的武斗,这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由教师、学生进行教育革命的设想。7月27日,他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但工宣队在清华大学却受到了一派造反派的武装抵抗,造成工人伤亡。出乎意料的严重流血事件更加深了他对学生以至知识分子的不满,决心依靠工人结束动乱,并随即对学生、知识分子提出了“再教育”的方针。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中说:“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3]9月,《人民日报》等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要走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何为“再教育”?文章解释说: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4]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对建国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高度概括,论证了“再教育”的依据、方法和途径,奠定了知青下放的理论基础。

    2、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

    “文化大革命”中,与风靡一时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精神万能论”等并列的,还有泛道德主义,尽管当时还鲜见这样的概念。泛道德主义夸大道德伦理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使道德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主宰,并使之“越位”成为评判一切的尺度。“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更是使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极左思潮发展了儒家的泛道德主义,特别是突出了道德与知识两分甚至对立的倾向,进而把工农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对立是天然的”。[5]知识分子因有知识而被戴上道德“原罪”的帽子,知识的多寡成为评判道德高低的依据,以至“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大老粗”则因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准不高而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优势。当时,知识分子即使不被打倒,他所面临的“改造”任务也远比工农更为迫切、严重。

    怎样才能实现并保持至上的道德呢?当时认为,这只能来自艰苦的环境和“苦、累、脏、险”的体力劳动。“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厚茧,晒一脸黑,炼一颗红心”。[6]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被赋予一种强烈的道德意义,体力劳动的作用被绝对化,希望用苦行净化灵魂、反修防修,保持革命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而富裕的城市生活则容易使人们失去革命的理想和斗志,亦即“穷则革命富则修” 。这样,农村成为知识分子净化灵魂的净土和青年学生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的福地。

    诸如此类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渊源的理想与思潮。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现时,表现为对农民的觉悟做了不切实际的夸大。在动员知青下乡的各种宣传中,最常见的是:“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识青年的好老师。知识青年要学习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朴素的优良作风”。[7]这些带有强烈泛道德主义、泛劳动主义的夸大宣传使不少人对通过上山下乡净化灵魂、反修防修充满了期待。

    3、对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

    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问题是如此严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应分期分批地下放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和劳动改造,与工农打成一片,解决“三脱离”问题。

    这种倾向在“大跃进”时期曾有一些集中表述,如“卑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历史上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多数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人学问多了,不行了。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这些观点。1968年7月27日他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在在肯定了大学还是要办的后又说:“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8]他在结束谈话时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是什么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9]也就是在这次讲话后不到五个月,他就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

    4、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如果说“再教育” 等理论是知识青年必须下乡的理论根据――即意识形态原因――的话,那么,城市化滞后则是知青只能下放的现实的经济原因,而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1968年上半年政府开始处理毕业生分配问题时,提法都是“四个面向”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但到当年12月底,毛泽东则明确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除了动乱造成的经济衰退使许多工厂、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不需要招收工人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认识滞后导致的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使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支庞大的接受“再教育”大军。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在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则严重地滞后。迅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城镇人口增长与其就业空间狭小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只要城市化滞后持续存在,在当时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将城市多余人口安置到农村也是势所必然。也就是说,上山下乡是政府安置工作不得不采取的方针。所以,1963年时周恩来就已提出,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10]

    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以上因素有的是当时条件所限不得不然,有的则反映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滞后。其中,对知青上山下乡影响比较重要、直接的有两点。一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单一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消灭资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城镇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几乎“绝迹”,寥寥几个从业者往往还被当作“没有正当职业”或“吃闲饭”者。单一所有制结构造成的单一就业渠道减少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加重了城镇就业的困难。

    二是商品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里,出于对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警惕,以及在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在城市建设中,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忽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在大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第三产业非但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反而因受到各种压制趋于停滞和萎缩。这种萎缩大大缩小了城市就业空间,由此“形成了国内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和城镇的失业问题”。[11]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镇知青不下乡又能往哪里去呢?十年之后(1978年),邓小平一语点破了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的正确方向: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副业,可以用很多人”[12]“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13]

    城市化滞后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种对城市文明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都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加重。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越是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就越是对城市化和城市文明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就必然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市场化滞后,更为本质的原因是观念的滞后。这种现象在一些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少见。

    以上四个因素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扩大化互为因果,但单是其中一项或两项都不足以产生下放近2000万人的结果,而这四项的结合,特别是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结合起来,恐怕也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





    [1]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2]参见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520页。

    [4]参见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5]张春桥语,1968年。

    [6]转引自: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615页。

    [7]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8]转引自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9]《毛泽东传》,2011年,第2492页。

    [10]顾洪章等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11]周天勇:《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城市观察》,2009年第1期。

    [1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4页。

    [13]《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9页,又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