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上海知青网协办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于上海举行。来自美国、法国、香港以及内地上海、北京、广州、浙江、福建、浙江、湖北、黑龙江等地的代表60余人与会。会议上宣读了二十余篇论文，主要围绕知青文学、知青与社会互动、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知青事件以及知青研究学科发展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       知青文学

对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最初以文学方式展开。因此，知青文学研究一直是知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会议承继了这一主题。

刘晓航（武汉科技大学教授）梳理了知青文学的发展历程，指出知青文学的主题经历了从早期知青文学呼唤人性、返城后伤痕文学到改革开放后对知青价值的论定、重塑知青精神的发展阶段。刘分析了1998年后知青文学走入低谷的原因：一是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整个边缘化状态有关；二是与作家们的现实心态和知青群体的生存状态有关。郭小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讲到了各地知青的差异，比如上海知青受伤害比较深，而广东知青就得到了比较好的安置。郭同时认为“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在知青集体记忆中被空心化、形式化。知青们以各种文化形式“放大个人的苦难、意淫崇高、张扬青春激情、品味艰难岁月的光荣，却推诿个人与罪恶时代同罪共谋的措施”。迄今没有看到知青检讨自己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的文本。

郑祥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认为从知青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对上山下乡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入。他认为虽然上山下乡运动荒谬，但知青的真诚、热情应该肯定，知青们在农村看到了农村的真貌，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有收获的。孙琴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通过把知青群体与右派群体进行比较，认为知青文学在改革开放时受到关注、出现热潮的原因有以下四点：政治原因、年龄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学本身的因素。从政治原因上讲，知青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思想上没有顾虑，可以宣泄自己在农村的经历；从年龄上讲，知青下乡时都很年轻，回城后仍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有感情宣泄的需要和精力；从社会因素上讲，知青群体数量庞大，涉及很大的社会层面，因此受关注的范围也更广；从文学本上来讲，知青生活从一个社会环境到另一个反差非常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甚至语言、服装都发生了变化，内容丰富，可塑性大。孙定位了知青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解冻”文学的排头兵和重镇、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安育中（河北廊坊市委党校）认为30年前知青文学和知青作品立足于政治上的反思，20年前立足于文化上的反思，今天应该立足于发展。他在对历史负责之外又提出了对知青负责的观点。鉴于把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事件和知青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的讨论容易引起困惑，他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剥离”的态度。具体来说，应该把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怀旧情结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它作为部分青年人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它的某种社会效果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分开；把个人感悟与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分开。陈改玲（浙江理工大学传播系）认为研究知青文学和从事知青文学创作都要秉着理性、多元、宽容的态度。她从刘晓航的文章出发，提出知青文学呈现的面貌和特点与知青当中的主要人群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与刘晓航提出知青文学创作应走出自恋情结相仿，她认为知青不应沉浸到自己的历史当中，应当注意到更广阔的视角比如说注意到农民。在关注短期下乡到农村的知青的同时，不能忽视长期待在农村的农民。

二、       知青与社会互动

一个庞大知青群体的产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这一群体，既是社会的一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社会。因此，知青与社会互动，也是本次讨论会的一个重要主题。

叶青（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福建知青为例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心态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主动心态可概括为五种，分别是：一、长期的教育使青年普遍具有“反修防修”的时代使命感；二、响应号召立志消除“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人崇拜，表现自己对毛主席，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四、青年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生活，希望去农村的广阔天地闯荡一番；五、想通过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得到锻炼，做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被动心态主要有三种：一、当时受上山下乡的大潮的裹挟，从众的心态；二、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升学、就业的机会，去农村是唯一的出路；三、家境困难，把去农村工作作为减轻家庭负担的办法。除此之外，叶还提到了一部分知青的功利和自我保护的心态，即认为晚去不如早去，求得日后的前程。 

陆亚平（上海交通大学）总结了目前对上山下乡运动原因的三种解释：就业、政治疏散和再教育。他认为，还应该从文化上也就是民粹主义倾向上去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他以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为例阐释了“知青运动”形成的深刻社会动因，并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特征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悲情心理和激进主义。黄洪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特别强调了人口问题在“知青运动”的产生上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将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看作是中国的“婴儿潮”，把上山下乡运动看作是解决人口问题，向农村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互动这一问题上，黄将上山下乡运动视为对历史潮流、城市化的反动，在此过程中知青和农民之间的互动有限，但也增加了下乡知青对农村和国情的了解。

徐春夏（上海浦东干部学校）提出在知青研究中不能忽略了运动的另一方：农民。她着重分析了知青和农民之间的互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逆向流动，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早期探索。农村的环境以及农民对知青保持的距离感和不信任感使知青所受的教育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但是，在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知青重新获得了思维的活力，为日后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范康明（上海唯一影视创作室）讨论了69届知青这一最特殊的群体。他认为69届初中生上山下乡时文化程度最低、去农村人数最多、去农村时的年龄最小、在农村的时间最长，吃的苦也最多。

朱盛镭（上海汽车期刊主编）以上海为例，把“后知青”文化资源分为民间组织、网站、论坛、报纸、期刊、文艺团体、著名人物、专题活动、专题旅游、博物馆所和非营利专业公司等几个方面，并分别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葛天琳（同济大学网络学院）则通过回顾“上海知青网”的发起、运行和作用，探讨了知青网站对知青文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所起的积极作用。曹士云结合实际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价值、权利角度出发探讨了知青权利受到的伤害和知青在当下所遭遇到的生活困境。

三、       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和知青事件

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此次会议上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如果说知青文学和知青与社会互动代表着本次会议与之前知青研究的连续性，那么知青史研究的发展则成为近年来知青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从原因和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了1968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红卫兵寄予了很大期望，但随着文革的进行，在1968年底已经对红卫兵运动完全失望，因此回到了1939年“知识分子要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思想。除此之外，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工人和农民的差异、城乡差异的理想，也是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从影响上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次大突破，客观上促进了知识青年对农村、农民的了解。青年们到农村以后面对新的环境以后也开始反思文革，“体制问题”开始暴露，为突破原有体制创造了条件。

潘鸣啸（法国社科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首先提出了开展“知青运动”有多种动机，大致可分为四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和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但是针对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城市就业问题是下乡运动背后的主要动机这种说法，他认为在1968年这一特殊时期，解决城市人口压力这一提法是适用的，但在此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能一直持续下去，就不能单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解释。他经过数据分析认为省市领导人的政治倾向性是影响各省市知识青年下放率的重要因素。

邓鹏（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系）着重讨论了1968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毛式乌托邦试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概括了毛式乌托邦的三个特点：极权主义本质、反智主义倾向、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并认为因为这种乌托邦性质，实际上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风雨飘摇。在评论潘鸣啸和邓鹏的论文时，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在利用统计资料的同时，应注意内部档案和地方数据的挖掘。他认为，在分析68年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应注意到政策的变化和制度惯性所起的作用。

此次讨论会一个令人高兴的特点是一些与会者对知青历史的一些具体事件作了专题讨论，这可说是预示着知青史研究进入专题化的新阶段。刘琪（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利用当年知青费国良的日记、知青采访记录和其他资料梳理了1969年黑龙江八岔岛事件发生的背景及过程，指出这场冲突实际上是由知青主导和参与、并未得到军区授权的，以具体事例强调了赴黑龙江的知青与中苏边界冲突间的关系。翁志军（福建《中华妈祖》杂志社）着重研究了因于1972年12月向毛泽东“告御状”而成为“英雄”的小学教师李庆霖，展示了特定时代“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戏剧性”。周公正（上海大地杂志社）探讨了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背后所蕴含的知青本身地域文化的差异、知青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他认为，北京、上海、四川的地域文化特征，共同型塑了云南知青的文化特征，加上云南知青所在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准军事的屯垦体制和78年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才使得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成为可能。

四、       知青研究学科发展

除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知青研究的学科发展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知青史研究在知青研究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突出。在如何深化研究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金大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认为知青研究到目前已进入从社会学研究向历史学转型的时代，知青研究能不能上一个台阶，首先要看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情况。他提出了档案、书信、日记等的整理应该在下一步知青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在态度上，他认为知青研究者应持一种反省的态度。具体来说，针对在一些知青文学和研究作品中很突出的理想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应该警惕的。针对知青的“山野气”，他提出应注意到其缺乏民主、法制理念的一面。金还提出了知青与80后以及80后的子女之间的代际差异、区域知青史等具体的研究方向。张穗强（香港经贸商会总干事）分上山下乡、知青群体、知青史和知青影视作品等专题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认为在这些专题当中，知青史研究是国内外公认水平比较高、最具学术性的。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知青的研究已进入学科建设的阶段，一门“知青学”呼之欲出。他把这门“知青学”分为八个方面：知青历史研究、知青社会研究、知青史料研究、知青文学研究、知青研究史、后知青社会和文化研究、知青研究数据化和物化研究、知青研究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问题。朱认为知青学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两三个学科所能轻易对付的，需要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联合探讨，需要数据化手段的介入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叶辛认为当前的知青研究应该细致、准确，这样才能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他举了数字和时间两个问题来阐明这一观点。在目前对知青人数的说法中，从2000万到2200万各种说法不一，其实从1955-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29万，1968年后上山下乡知青人数为1672万，号称1700万。但是，这一数据只包括地市级和省会级城市以上城市，县级以下城镇户口下到本县的那些人没有进入国务院统计。

与金大陆观点相似，定宜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回顾了之前知青讨论会中常会发生的源于个人经历的情绪化发言，认为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过多争执已经没有意义。评价“知青运动”应该把知青个人感受和作为整体的一个运动区别开来。她同意知青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由社会学进入历史学的转折点，而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史实的重建。她认为要把知青史同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各种体制比如说计划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并特别提到上山下乡的提出在1953年时是针对“回乡知青”。她还提出了性别史（女知青）、城市史和边疆史等研究方向。胡黎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认为当下关于知青史的研究最紧要的是有关知青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她把这种史料分为档案文献史料、文字史料（日记、回忆录、报道等）、文物史料（住房、实物等）和口述史料。她指出，鉴于某些史料（如文物史料）正在逐渐消失，组织专业档案学、历史学工作者对进行整理和保存刻不容缓。

    知青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来自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学者的参与。正如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所总结的，在本次会议上来自国外和国内各地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知青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学科的融合和互动。把知青史放到共和国史的历史背景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加以考察，也为知青研究的深化指明了方向。一批年轻学者和非知青运动经历者的参与，无论在知青研究的学科化还是在深化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定宜庄与郭小东两位教授都带自己的研究生与会，而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也积极与会并向专家提问题，这是知青研究发展的希望所在。除具体史实上的讨论以外，本次讨论会所提出的“知青学”概念与所作的探讨，必将为推进知青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和深化知青研究做出贡献。面对错综复杂的“知青运动”，学者们所提出评价时的 “剥离”与研究中的综合同是知青研究所应坚持的态度。在具体研究领域和视角上，对知青本身地域文化特征和知青间差异的关注有利于知青研究的细化。对“知青 运动”的另一方——农民的更多关注，也将会为全面理解知青运动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