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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学生小梅

    2018年 06月 10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晓 歌 点击:
    我教过许多学生,有大、中、小学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都记不住姓名了,可四十多年前当知青时在农村教过的那些乡下孩子,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他们的模样至今还会在我眼前晃动。其中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子,让我难以忘记。 小梅长得瘦小单薄,皮

    我教过许多学生,有大、中、小学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都记不住姓名了,可四十多年前当知青时在农村教过的那些乡下孩子,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他们的模样至今还会在我眼前晃动。其中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子,让我难以忘记。

    小梅长得瘦小单薄,皮肤白白净净,细眉细眼,梳两条细细软软的辫子。她文静乖巧,十分懂事,胆子特别小,见到谁都怯怯的。

    我教了她三年,刚教她时她只有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从不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但你可以感觉到她分明都听懂了。她是个很有灵气的女孩子。她的作业就像她相貌一样,非常整洁。她写的字一笔一划很工整娟秀,而且默写生字几乎从不出错。她的作业本上从没有红叉。下课了,孩子们又叫又跳挤着抢着往教室外跑,小梅常被恶作剧的男生推搡,她从不反抗,默默地让到一边,等别人先走。用“五分加绵羊”来形容小梅再确切不过了。

    虽然我自己童年时代也被认为是“五分加绵羊”,可我只是比较听老师的话;而在同学们中间,我还是爱唱爱跳爱热闹的。可小梅和我比,却要斯文安静多了。

    按说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惹事生非,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可小梅偏偏很倒霉。校里校外,似乎谁都可以欺负她,歧视她,责骂她。原因很简单——她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里,从生下来就注定要倒霉。按说流源在峡江县属于偏远山乡,可那里也充满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药味。

    听村里人说小梅的爷爷在旧社会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中医,曾治好过许多人的疑难病,手上有不少祖传秘方,有钱人为活命免不了重金来求医。战乱年代有这样一门手艺,养家糊口是不成问题的。小梅爷爷便置办了些田产,土改时刚巧够格被划为地主。建国初期,小梅的爷爷就死了。以后每逢运动来了,都要斗地主。老地主没了,只好拿小梅的父亲当靶子。其实小梅的父亲只是一个比我们大十来岁的青年人,并没享受过什么剥削阶级的生活。我们知青班的住所,也是大队干部强行让小梅父母把存放谷物和关牛的棚腾给我们住的。我们还常常见到他经常被大队或生产队干部喊去训话,低头认罪。

    下乡第二年,知青们已经不像在学校时那样盲目地冲冲杀杀了,可小梅的父亲还被脖子上挂小黑板,拉到大队部挨批斗。小梅更连爷爷长什么样也没见过,却要为爷爷背黑锅。

    上学路上,总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欺负小梅。他们喊她“小地主”“地主崽”,用石块扔她、砸她;上课时,坐在后排的男同学扯她的辫子,推她,惹她哭;有的还肆意撕她的本子,把她的作业本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幸灾乐祸地大笑,以满足胜利的欲望。而无辜的小梅只能拾起作业本,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收好,默默地回到座位上,委屈地抹眼泪,不敢大声地抗争。人性中最邪恶的东西在这些看似儿戏的撩拨中膨胀起来,我作为班主任老师,自然气愤不已。我不能容忍那些对小梅的侮辱,便多次制止同学们的这种恶作剧,与他们讲道理。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不要欺负弱小,不要打人骂人。可这种批评教育根本无济于事,那抵得过大批判会的影响力,大人们的作为早已让孩子们善恶不辨了,他们走出校门便不再理会我的话了。

    看着小梅流泪的样子,我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我父亲大学时代因英语成绩优秀,曾被抽调去为前来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军空军地勤部队当了几个月的翻译。这本是抗日救国的正义行为,可在文革期间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家的住房被强行夺走,父亲被毒打致伤。我读初中时,1966 年的造反运动中,班里的红卫兵命令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准从教室的前门出入,勒令我们必须从后门而且从桌子底下钻进钻出。还叫我们每天必须背语录,低头认罪。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羞辱,就叫母亲写了请假条称病回家,不去学校了。我第一批下乡后,父亲一再写信要求我认真劳动,努力改造,争取上调。

    在所谓的“革命小将黄帅” 大闹课堂的那阵,公社组织学校老师办学习班斗私批修,让我们挖封资修根子。报上也经常出现一些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斗争的学生典型,把教师们弄得人人自危。我们流源小学的老师,除了一个大队派来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外,其他的全是地主、富农出身,早已经被斗怕了。大家对那些盛气凌人的大队干部子女畏避三舍,于是一再提醒我,那些干部子女惹不起。作为一个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更要谨慎行事,不可以为一个“地富子女”去得罪“贫下中农后代”的。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入不了团,没资格上调工矿,没资格上大学。当上民办教书也是因我身体实在太差,大队开会讨论才照顾的。可眼看小梅一次次受委屈,道德和良知还是使我一次又一次阻止了学生们继续胡闹,但又不敢过于严厉。生怕被戴上“阶级立场问题” 的帽子的。

    小梅很懂事。她知道我同情她爱护她,看我砍柴不熟练,就在勤工俭学上山砍柴劳动时,多砍几根,悄悄地给我,说:“这是给你的”,然后很快离开。我也从没敢去家访,不知在她的父母面前如何说。

    小梅的父母是本分的老实人,他们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地生活着。他们的住房让给我们知青后,一家人搬到了一间更加破旧、不避风雨的屋子里,也从未对我们知青表现出什么不快、反感或厌恶,而总是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打招呼,对知青显很尊重。

    小梅的父亲知道很多中草药知识,常常帮人看病。我也找他看过。大热天,我下地干活脸上鼓起了脓包疮,肿得眼睛睁不开,还发高烧,小梅的父亲弄了几片草药磨成药粉,仅仅三天脓包疮就退了。小梅母亲是初中文化,在村里算是高的。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富农子女,因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多次挨批斗,精神受到刺激,终于在一个大雪天到林子里自杀了。相比之下,小梅的父母是坚强的。他们默默地承受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不公,辛勤地劳作。这样的父母让小梅知道忍让,学会了保持自我。

    1975 年我病退回上海,小梅和全班同学一起大哭了一场。老师们要把我的东西托运回沪, 小梅抢着搓草绳,搓了好几卷, 多得用也用不完。

    此后我再也没见着小梅。近年几次重返第二故乡助学,遇到很多当年的学生,却没见到她。算来小梅现在也有五十出头了,希望这个坚强的孩子生活幸福美满,她的父母健康长寿。

    (作者原江西峡江县马埠公社插队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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