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庆前，中央电视台热播的39集电视纪录片《可爱的中国》，前五集中出镜的江西省地委书记刘九峰，是我的外祖父。

我10岁那年（1962年），外祖父来上海，母亲将家里的小房间腾出来让外祖父住。外祖父白天很少在家，天天往外跑，找老朋友碰头。外祖父的朋友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张扬外公（中共党员，解放前夕与外祖父一起搞民盟党地下工作，时为外国语学院教授），还有一位是徐葆璟外婆（上海地下党员，时《解放日报》文艺部组版编辑）。我很奇怪，外祖父一直住在南昌，上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我问母亲。“外祖父可是老上海了，解放前，外祖父曾在上海搞革命工作，你们可要抓紧机会，听他讲革命史。”此后，只要外祖父在家，我就趴在外祖父的腿上，缠着他讲革命故事。那时刚上学不久，他讲的故事，我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常常不到十分钟，就找借口溜下来，以致对外祖父讲的革命故事，只留下一些碎片记忆：“五卅”运动、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地下党……

外祖父操一口江西官话，一脸正经，不苟言笑。与人说话，总像是在作报告。有一句口头禅：“莫名其妙”，常常连说三遍。平日里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个子不高，身材精干，走起路来双臂前后摆动，似“一、二、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邻居们都说，怎么看也不像60多岁的老人。外祖父喜欢上海，他说，上海比南昌要先进半个世纪。他喜欢上海的原因，除了上海有他的亲人；上海有他钟爱的商品，记得外祖父每次来信，母亲都要忙着替他去采购，诸如飞鹰牌剃须刀片、老头牌牙签啦等，就连信封信纸也从上海购买邮寄去；更重要的是，上海曾是他用生命战斗过的地方。

1899年11月（农历乙亥年十月），他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新圩镇黄塘村。原名刘峻山，别号刘九峰。他在乡间学堂念高小时，就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升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期间，他爱看《新青年》杂志和一些新出版的刊物，如北大出版的《新潮》等，接受了新思想，尤其是受“五·四”运动潮流的推动，促使他走出校门，开始参加“新文化”活动。他曾联合罗石冰（吉安人，第一师范校友，中共党员，1931年上半年在上海龙华牺牲）和孙笛斋（解放后在吉安二中教书），发动学生闹了一次学潮，反对校长包括更换教员，获得了胜利。1923年冬，他考入上海大学（简称“上大”）。先念中文系，系主任是陈望道。第二年上学期转到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施存统。“上大”形式上为国共合办，实际由中共领导。时于右任校长（挂名），实权则是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邓中夏（共产党员）、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力量为主，着力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陈独秀曾亲自参与筹划，先后将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委和青年团中央的不少同志安排到上海大学执教。如：张太雷、瞿秋白、施存统和蒋光赤等。同系念书的有罗石冰、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等。受进步学生的影响，1925年，他被吸收入党，介绍人是罗石冰和施存统。

入党后，他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三件大事：

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他调到共青团上海地委工作，任学运部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根据党组织安排，他被调往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推选为“上大”学生代表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并以“上大”学生代表名义参加“上海学联会”（恽代英直接指导）的工作，兼任“上海学联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参加编辑《上海学生》等杂志。1925年8月至1926年4月，任共青团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检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首届中央监委10位同志（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刘峻山、周振声、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有8位先后牺牲，无一变节叛变，只有外祖父刘峻山（即刘九峰）一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2021年4月，《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中国方正出版社）。

这一年（1927年），他与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一样，经历了极为严峻的考验。1927年4月、7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了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前夕，他身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与领导江西的国民革命，响应北伐军进军。“南昌八一起义”时，他以江西地方代表身份参加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担任了“南昌八一起义”的地方宣传组织工作，并作为革命委员会下属粮秣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随军南下，直接在朱德的领导下，负责起义军粮食供给工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党工作，在这一段经历中，他谨慎行事、机警灵活，多次躲过了敌特的追杀。

1929年4月，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并分工联系“法电”（法商电车公司修理厂）支部、江南造船厂支部和祥生棉丝厂支部等。区委书记是李富春（化名大盛）。5月间发动“英电”（英商电车公司）罢工，他全力以赴，帮助“英电”工人领袖俞安仁领导罢工运动。1929年7月下旬，他去“法电”的交通处，准备组织“红旗队”参加纪念“八一”的示威运动。没想到省委的交通员在送传单的途中遭“抄靶子”（即被检查）被捕，抓到巡捕房刑讯逼供，供出了“法电”交通处。捕房马上就派“包打听”（特务）在那里设埋伏，以致他被抓捕到旧法界“嵩山捕房”。受审时，用刑苦打，他始终不承认同党组织有关系，只是说自己是杭州某厂的织丝工人，叫章明德，特来上海访友的，因找错了地址门牌，被误捕的。由于没有一句口供，又没有搜到半点证据（他事先有所准备，身边未带文件等），再解到薛华立路（旧法界路名）会审公堂入狱。大约关了一个星期左右，再次公堂提审，因被告人既无口供、又无人证物证，无法判刑，被判决交保释放。他当庭声明：我是从杭州来上海的，在这里没有熟店，找不到保，请免保释放。最后让他在填好的保单章明德的名字下，按上一个指印，放了。从薛华立路监狱出来后，他即向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汇报被捕的情况，并转报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化名罗迈），被嘱养好伤再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外祖父在上海搞民盟地下党活动，曾先后在王造时、罗家衡、徐葆璟诸先生家隐居。1948年秋，他托人带信，暗示我父亲辞去南京政府的一切职务，设法调到上海去。不久，父亲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被“疏散”到上海中央银行。于是，带着家小，住在一家报馆（《和平日报》上海分社）的职工宿舍里。外祖父来看了一下周围环境之后，就决定住下来，命父亲去罗家衡先生家取行李。当时我们家只有斗室一间（现虹口区长治路三角地一带），而罗先生家则有一幢洋房，设备齐全。外祖父何以要迁乔木入幽谷？原来是看中了这间陋室好做秘密联络点。父亲在房门上贴上自己的旧名片，上面印有几个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时的空头衔，这样特务是不会来光顾的。上海解放以后，外祖父立即搬回罗先生家居住，向罗先生谈起这一段“居陋巷”的经历，两人不禁抚掌大笑。

父母亲对外祖父的活动竟一无所知。他行踪十分隐蔽，关照母亲：若有人问起，就说我是摆地摊的。有好几次被特务盯上，都被他甩了。有一次，外祖父约了“朋友”来家里“玩牌”（实为同志开会），就让母亲去门口“站岗”，若是有陌生人来，赶紧叫唤。母亲佯装在门口纳鞋底。果真有一陌生人在不远处探头探脑向家里张望，母亲便装着拍虫，大声吆喝。待陌生人走近时，外祖父已从厕所的小窗翻墙逃脱了。

那阶段，外祖父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少则一两元（银元），多则五六元。这些钱，外祖父都拿去作民盟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了。

在革命生涯中，外祖父与我党一批高层领导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3年秋，曾延生（曾山之兄）进入上海大学选读社会学系，经外祖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山受其兄的影响，于1926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我党高层领导干部（《曾山传》）。

1931年2月，他与周恩来、王明、任弼时、沈泽民组成的中共中央苏区委员会，对共产国际远东局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5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

抗战初期，1938春，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陈毅、黄道等同志仍很关心外祖父。据黄贤度（江西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同志说，周恩来由皖南新四军军部经吉安回重庆时，曾经接见过外祖父。

上海解放后，外祖父很快就同陈毅、曾山同志取得联系。陈毅市长曾写过一张纸条请人送达给外祖父，小纸条约三指宽，是由便笺上撕下的，竖书三行小字：一行为抬头 九峰兄，二行正文 请来我处一晤，三行落款 弟陈毅。这张纸条一直珍藏在南昌外祖父家，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外祖父按照陈毅的意见，随方志纯率领的南下工作团回江西工作。当时，在上海的子女都不以为然，认为在上海工作好。但外祖父毫不犹豫，毅然离开了上海。小时候依稀记得，外祖父外祖母来上海，我和姐姐坐进一辆黑色小卧车，母亲将座位后面的一块金属小板翻下来让我俩坐，到过上海大厦洗澡。长大后才知，那辆黑色小卧车是陈毅市长派来接外祖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曾当选江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江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民盟江西支部委员副主委、宣传部部长，民盟江西省委第三、第六届副主委和第七届顾问；江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宣传出版部副部长；抗美援朝江西分会秘书长；江西省政协第一届常委、副秘书长，第二、第三届委员和第四、第五届常委等。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外祖父在上海大学念书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受到党的教育，是中共早期党员。热情澎湃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尔后，投身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南昌八一起义”的功臣之一。但他无论与同事、与家人，从不谈及这些功绩。解放后回到江西工作，又曾多次到过上海，但从不带家人去晋见老一辈的革命家。在上海，满可以住老战友的官邸，但他宁可住在我们家一间不过八平米的斗室里。每次来上海，都要我父亲陪着去看几位老朋友，包括张扬教授、笪移今教授、冯英子教授等，而很少去会晤市委的高级领导人。近80高龄了，来来去去都乘坐公共汽车，决不雇小轿车。有一次去冯英子教授家作客，适遇倾盆大雨，积水近尺。冯老坚持要雇一辆轿车相送，被外祖父婉言谢绝，只同意向里弄借一部“黄鱼车”（人力三轮脚踏车）送到淮海路，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

1962年外祖父来上海时全家合影（二排右一为作者）

外祖父晚年，向省内外组织部门和文史资料研究部门提供了几十万字的第一手革命史料，直到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仍然孜孜不倦地或手写，或口述，尽力完成来自各方面向他提出的要求。“春蚕到死丝方尽”，外祖父对革命史料的征集工作，兢兢业业，贡献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两袖清风，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猝然对前去探望的老友向法宜说：“身外无长物。”令人唏嘘不已、感慨系之！

1985年4月17日，外祖父因病去逝，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