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我1973年应征入伍，在昆明军区14集团军40师119团无后座力炮连当战士。在两年时间里，我入了党、当了班长，1979年提干当了炮兵参谋并上陆军学校两年。参加过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五次荣立三等功。

1979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军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我40师担任进攻老街的任务，直打到铺楼，越军第二战区前指（火车站）距边境36公里，我时任团作战参谋。

就在回撤的前几天，由于战时条件恶劣，我得了“阿米巴痢疾”，人完全虚脱了。团领导命令我趁白天先回撤，派了2名战士护送，若晚上跟着大部队回撤，沿途要布置障碍，万一走不动掉队是回不来的。我拄着拐杖把身上所有的负重都扔了，手枪也交由战士背着，边走边拉肚子。走到半道，我实在走不动了，躺在地上对2名战士说：你们走吧，我走不动了。2名战士哭着对我说：你不走，我们怎么走回去啊？在复杂的山岳丛林地带，他们若没有我军事地形学的技能经验，确实是回不去的。他们拼命拖着拽着架着我，总算在天黑前走到了后勤指挥所。经医院救治才保得一命。

1984年4月28日，军委命令，我师对老山、松毛岭越军坚固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我118团一营担任穿插敌后、阻敌增援、断敌退路的任务。我时任副营长，战斗打响前，带着三连趁着黑夜隐蔽，直插敌阵地后方。凌晨战斗打响，敌人火力密集，进攻受阻。我带着尖刀排冲在最前面，相继攻占了敌51号、52号、53号、79号、80号五个高地。这时全连已伤亡过半，一排长钱留云也牺牲了。从53号向54号高地发起进攻时，遭到敌炮火猛烈轰炸，一发炮弹就落在我身边爆炸，我感到有一股热浪从左侧扑来，左面部有一猛烈的震动，鲜血像水柱似的喷出，遮住了我的双眼。我用手使劲擦了一下，立马又被遮住了。身旁的战士用急救包为我包扎，将我的眼睛也包住了。我一把拉开纱布，对他说：命令你们连长马上给我攻上去。此时我还清醒着，并没觉得疼痛，已经走了整整一晚上的崎岖山路，似这般大量流血，恐怕是回不去了，心里有点遗憾。接着就昏迷了。等我醒来时，看到房屋的天花板上有石膏线条，好像不是边境一带的房子，就问护士：这是在哪里啊？护士告诉我，这是昆明陆军总医院。后来才知，我是被直升机送来这里的。经过反复手术治疗两年，我的伤才基本痊愈。至今，我的颅底、腰部还留有弹片，左膝贯通伤，评定伤残三级。

2019年3月22日，倒春寒气温下降。下午2:30左右，我正在在川杨河边休闲，忽然听到“救命啊，救命啊”的呼救声。侧身一看，距我右侧50米处有人落水，我马上奔了过去。只见人距岸边十米开外，水面上只露出两只手掌。在这紧急关头，我顾不得多想，纵身跳了下去。当我游到他身边时，水面上只能看见几根手指，我一把抓了上去。落水者求生欲望强烈，两手紧紧抓住我的左手，我奋力将其拖到岸边，才看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河堤高出水面约2米，垂直没有坡度。堤边的水也很深。我将女孩拖出水面，一只脚踩在水底一块石头上，无法爬上来，便大声呼叫“上面有人吗？” 见有人应答，就对应者说赶快去找绳子。这时要找根绳子谈何容易！约20分钟后，有人放下2根包装带，我先将绳子套在女孩身上，打了个死结拉了上去，然后我在别人的帮助下沿绳爬了上去。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真的好冷呀，湿透了的衣服很沉重，人也觉得很累，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我跳下水的那一刻，没有丝毫的犹豫，对于落水者来说，分秒之差就意味着生存还是死亡。如果等我脱了衣服和鞋袜，一旦落水者全部沉没，没了目标，水面很宽且浑浊，那是绝对没得救了。上岸后，女孩躺在地上，像是昏迷了，围观的人已很多。有人对我说，快回去，别冻坏了。见有人已报了110、120，我才放心回去了。

我是一个67岁的老人，作战时负过重伤，是一名三级伤残军人，又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多种慢性疾病。但作为一名军人，受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多年，身上储备着满满的正能量。当国家的利益，人民生命财产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挺身而出，能量就会释放，这是军人的忠诚，亦是军人本色。

我的战友们正准备去云南麻栗坡祭奠烈士英魂，在电视上看到我救人的事迹，纷纷来电邀我同去，见我一面。我对他们说，去不了了，只能捐助五千元略表心意。都是经过生死考验的人，谁遇到了还不是都一样。

作者简介：张仁龙，上海市嵩山中学1969届初中生，1970年3月上山下乡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10团（景洪农场）10营，1973年参军，在昆明军区第14军40师119团服役，后调昆明军区保卫部、14军40师118团。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4年7月又参加了老山战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评为因战伤残3级。先后担任过班长、团保卫干事、作训参谋、副营长等职务。曾5次荣立三等功。退役后1987年底进入上海周家渡干休所休养。2019年3月，在浦东川杨河勇救落水少女，又被授予“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