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夫妇（左）与王久昌夫妇在经现住户整修过的旧居前合影( 2012)

北大荒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我们刚下乡的那阵子，过了国庆节就穿棉袄棉裤了，第二年过了“五一”才能脱下来，一直要穿半年多。立冬节气刚过，白天温度骤降到零下20多度，夜里到零下30多度。这样的天气，戴上狗皮帽子都觉冻耳朵，还要系上帽带，让长长的茸毛把脸的大部分都裹住，这样才不致被冻坏。这样的季节，防寒是第一要务，老乡们居住的房子墙体都是二尺多厚，砌墙的砖或石头之间用厚厚水泥或白灰土粘合，密不透风。屋内墙面也要用厚厚的报纸或牛皮纸糊一层，增加保暖效果。窗是双层窗，过冬时两层窗户之间要放些锯末，窗缝需用牛皮纸密封，以防透风。一般人家的炕就很热，足以使屋子里的温度十七八度以上，有的还砌有砖火墙，作用类似国外的壁炉，冬天用木样子烧热，相当于一个大暖气片，呆在这样的房子里，更是温暖如春。

我们住的房子是在我们到来之前就盖好的青年点，花的是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石头墙体不足二尺厚，石头之间靠土和泥粘合。盖房时，主人不在现场当监工，落成的房子质量便会大打折扣。由于石头之间的空隙没有用土和泥填满填实，造成墙体透风。刚一入冬，房子就冻透了，整个北墙一片白霜。随着外面温度逐渐降低，白霜也慢慢变厚．最后形成一面冰墙。晚上睡觉，铺上被褥，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发现被褥和冰墙冻在一起，拽不下来了，只能用木棒使劲敲打，把冰打碎了，才能把被子拽下来。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无法忍受的是睡觉的炕。炕也是用石头搭砌的，搭炕的瓦工师傅和砌墙的是一拨人，施工中用泥也是不够多，炕面很薄，炕沿、炕墙到处都有细小的缝隙，肉眼看不出来，但只要厨房的锅灶一点火，这些缝隙就吱吱冒烟，用不了几分钟，整个房间便烟雾弥漫，呛得人呼吸困难，眼泪汪汪，只得打开门窗，跑到屋外躲避，让冷风吹进来，使浓烟慢慢排出。外面的锅灶做饭烧火不停，屋里就会冒烟不止，门窗要开到饭菜做好为止，这时屋里温度与外面相差无几，冷如冰窖。

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冬天、夏天都很难过。冬天大家怕炕凉，怕屋里冷，就拼命地烧火。但物极必反，火烧多了，炕面温度太高，碰到易燃物品，就会引起火灾。青年点一共着过两次火，一次是渍酸菜。秋天生产队按劳动力分白菜，青年点人多，分的白菜堆满了院子，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一部分菜要放入菜窖，大部分用来渍酸菜。这天下午，两个人没上班，帮助做饭的大师傅渍菜。厨房北面的大锅加满了水，烧得滚开，三个人分好工，一个人在屋外把白菜的根和烂叶去掉，一个人把菜放进锅里烫一下，一分钟赶快捞出来，这样白菜酸得快，一个人把烫过的菜整齐的码到大缸里。大锅足足烧了一下午。大家在厨房里忙碌着，眼看大功告成，突然闻到从东屋门缝里飘出来的一股煳味，于是赶快打开房门。只见一股浓烟从屋内涌出，北炕上烟火通明，炕上的被褥着火了。大家冲进屋内，有的人抄起水舀子、洗脸盆从水缸里舀水往炕上泼，有的人从屋外找来锄头、铁锨使劲拍打火头，不一会儿火被扑灭了。大家一看炕席烧了一半，炕头上王久昌的狗皮褥子烧掉了三分之一，原因是炕席着火引燃了被褥。大家光顾着渍酸菜，没有注意炕的温度，把炕烧得太热了，硬是把炕席点着了，引起了火灾。北炕上几个哥们儿今晚是没法睡了，被褥都被水浇湿了，只能到社员家去借宿。毛病还是炕搭得不好，炕泥太薄，一点儿柴火就烧透了，这样的炕保暖时间也短，后半夜就发凉。搭炕砌墙这活儿，来不得半点偷工减料，必须实打实，你糊弄它一时，它糊弄你几多岁月。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一回，张毅的手表放在炕头，表蒙子被烧化了，损失惨重。

冬天冻得受不了，夏天又热得受不了。夏天天热炕更热，白天做了两顿大锅饭的炕，摸上去烫人，尽管垫着很厚的褥子，也无法阻挡热量上传，只好到生产队的木工房找来一些木板垫在褥子下面，这样能好些，后背不烫了，但炕上的热气腾腾还是蒸得大家很难入睡，一直熬到后半夜，炕上和窗外的温度都凉下来了，总算可以眯一会儿了。

这就是我们的青年点，一栋三间的草房，石头墙体，木头门窗，中间屋开门，这间是厨房，有四口大锅，东面一间住男同学，西面一间住女同学，东西屋各有两铺炕，我们太平庄公社龙门口青年点的17名知青（男8女9）就住在这里。屋子很窄，炕上也不宽裕，大伙儿挤在上面，翻身都不太容易。两铺炕中间是窄窄的过道，不足两平方米。夏天，女同学挤在过道上擦身，地下放不开洗脸盆，也伸不开胳膊。男生一律都在院子里，纵情洗涮，性别的优势这时显现了出来。

这是一栋不招人稀罕的房子，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的时间不长。第三年，大部分人离开了青年点，有的人搬到关系比较好的社员家，找一铺炕住下，并在社员家代饭；有的几个人搭伙，在队里找一间空房子自己起灶单过；还有几个同学到海拉尔那边出民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短时间大家就散伙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无论怎样回忆，谁都说不太清楚，有的说是因为原先是生产队派人来做饭，队里出工分，后来改为由青年点的女同学轮流做饭，做饭人的工分需由大家均摊，有些人不太愿意，就想自己做饭吃；有的说是男生和女生闹矛盾，男生之间也有矛盾，过不到一块去，所以不欢而散；还有的说是因为有男女生处对象了，暂时又结不了婚，为了进一步加深感情，就单拉出去了。最后说的一个原因好像是从北京来了一个朋友，是我们的高三同学，这个人刚来说是看看大家，但一住下来就不想走了，且行动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不干活，也不帮大家收拾家务，每天白吃白喝，不太懂人情世故，大家非常烦他，就想办法离开他。这些原因凑到一起，青年点便暂时解体了。

我和同班同学王久昌、崔长顺及久昌的女朋友安福兰搬到生产队后面的一栋空房子里，开始了新的独立生活。生产队的房子质量似乎比青年点的要好一些，墙厚，不透风，炕也不冒烟，但因为多年没有人住，窗子很小且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遮挡，屋里黑咕隆咚；炕上没有炕席，我们就直接睡在土炕上。灶台也不是水泥面，上面厚厚一层黑土，风一刮，土就吹进锅里。这栋房也是三间屋子，中间为厨房，东西两个房间。除了我们4人，同点田同顺哥儿仨也搬过来了，一共住7人，男的住东屋，女的住西屋，两家分开做饭。

单立门户，独立生活开始了，自己操持柴米油盐，自己做饭，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不易。前面说了，炕上没有炕席，我们的褥子就铺在土炕上。冬天，我们要上山去打柴，于是从村前的甸子里割了一些草，准备搓一些捆柴的绳子，草堆满了地下、炕上；晚上睡觉，我们的褥子就铺在草上，大家睡在草里，现在回想起来，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不和猪圈里的猪一样一样的嘛！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国家对知青问题的重视，各级政府对知青的关注、关心和重视程度也增强了。1972年，北京慰问团来到龙门口，把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座谈会，询问分开的原因，了解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并和生产队协商给予我们一些帮助。于是大家搬回了青年点，重又开始了集体生活。根本的转变在1974年，那一年，由于点长张宏不断向阿荣旗知青办反映龙门口青年点居住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旗知青办出资8000元为我们盖了一栋五间大瓦房，石头底座，红砖到顶，坚固结实，宽敞明亮，墙不透风，炕不冒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好的住房之一，据说当时也是整个阿荣旗知青点最好的住房。巢好，陆续引来一些凤凰，齐齐哈尔、碾子山先后有下乡知青落户龙门口知青点。1976年，牙克石林业设计院的一个女青年，叫曹晓青，不当工人当农民，也在龙门口当了一段知青。这些人在点里生活的时间都不长，因此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1974年那阵儿我在公社中学教书，已经搬到太平庄住，但也经常回去享受一下，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管是青年点的南北炕，还是后来我们当老师住的学校的大通炕，都是集体宿舍，就是一个休息睡觉的地方，房子质量不说，休息的环境也不尽人意。这种情况终于在1976年结束了，我和王久昌到太平庄中学当老师后，两人合伙在1975年盖了4间房，因为我们岁数都不小了，准备在1976年结婚，结婚前一年，想把婚房准备好。

盖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要准备好建筑材料：做房梁、檩子、椽子、门窗等的木料需要十几立方米，砌外墙、内墙的石料要几十立方米，还有石灰、水泥、玻璃等等材料。这些东西都花钱买的话，靠我们每月36.5元的工资是盖不起房子的，只能想办法、托关系、找熟人，搞一些不必花钱的材料。

我们插队的阿荣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有很多国有林场，里面有各种松树、柏树、曲柳等国家栽培的树种。还有一些无人管理的原始次生林，生长着多年的硬杂木，如柞树、桦树等等，当地的老乡们盖房都是到这些次生林里，找一些多年生长的成材树木，偷偷伐倒，拉回来可以做梁、柁、檩子。我和久昌利用假期给龙门口生产队拉电线，装电灯，和生产队换工，队里派了两挂马车，到山里柳毛沟大队，我们找了在那里当村办小学老师的朋友，他们带我们上山，砍了满满两车木料，趁着黑夜拉回来，解决了盖屋顶所需的木料。但是房屋的门窗必须要用树干笔直、材质上等的松木制作。生产队还真支持我们盖房，又给我们派了一辆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后面挂着拖车，我们找了在生产队里和国有林场里有朋友的社员刘秀云（外号人称刘老坦儿），久昌跟车，用了两天两夜工夫，起早贪黑，夜以继日，不顾冰雪严寒的三九天气，到三号店林场买回一拖车松木，足够打四间房的门窗了。

下面就是雇包工队，设计房型。根据我们的建筑材料数量和我们的人口，我们合计一共盖四间房，东西各两间，外屋半间是厨房，半间是一个小间，里面盘一铺小炕。里屋北面搭一铺大炕，南面当客厅用。

1975年的整个暑假，我和久昌全身心地投入到建房工程中。每天至少有一个人盯在建筑工地上，是监工，也是后勤服务，端茶送水，采购耗材，每笔花销都记在各自的小本子上。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施工，四间石头墙体的草房胜利竣工。当晚和师傅们喝酒庆贺，看着崭新的四间新房，我们的心里乐开了花。

1976年1月17日和1月22日，我和久昌分别在各自的新房里举行了结婚典礼。洞房花烛夜，看着刚刚落成的新房和刚刚拜天地的新人，如同做梦一般。

我1988年从外地回到北京，先在门头沟住，是平房，1993年搬到石景山，是楼房，后来又搬到西城、海淀住，住房面积从二室到二室一厅再到现在的三室两厅，条件在不断的改善。对比过去在北大荒的住房，回到北京的住房不论平房、楼房都像住在宫殿里一样，因为这才真正是一个家，是一个工作之余的休憩地，是一个人生航船在旅途中停泊的港湾，可以非常放松的在里面休息、生活，我非常之满足。

（作者原为插队内蒙古阿荣旗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