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0日14:30～16:30，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云南知青文化研究会承办的西南地区知青日记书信交流腾讯会议成功召开，曾经下乡川滇桂黔的老知青及全国各地共7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由云南知青文化研究会杨小彪会长主持。

会议由云南知青文化研究会杨小彪会长主持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项静首先致辞，她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知青书信和日记，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和思想含量，是那个年代的平民生活史，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录。在作家和专家之外，还应该有众多的主语和声音，也就是更多普通人的“声音”和“自述”，才可以形成时代的“众声”。日记研究的意义，可以更好得以显现。第二，知青日记的整理，我们最好能够形成一个群体规模。以各个地区为单位进行集中征集、整理，使得个人的日记记录不仅可以和国家整体报刊类资料对应，同时也能够在相对集中的群体中形成“对话”，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群体的“日记”材料，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大事、小事以及个人的认识，那么这样的材料一定是非常宝贵的资料。第三，日记的整理强调历史性，强调当时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表露。但是日记记录的当事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有针对性的写回忆性的文章，首先就运用自己的日记材料作为文本，开展对于相应社会发展的认识论述分析。这类论述无疑会带有一定的“后见之明”，但是依然是当事人对于过去历史表现的一种回忆与分析。如果我们的研究会，能够将大家原本比较“平实性”的记述进一步提升到对于一些特定议题的集中分析中，那么整个研究会的研究性工作就能更上一层楼。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来说也会有更多的启发。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项静致辞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林升宝博士介绍上海资料中心的慨况，他说“资料中心致力于知青书信、日记的收集工作。将对收集到的相关材料进行一个数字化处理，以便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批民间史料。与此同时，在史料的利用上，我们会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见，以便最大限度的利用好这批史料。”

1970年5月参加缅共人民军的王曦的发言由杨小彪代读，（他因故在屏幕前静静地听着），他的发言中说道：入伍初期，背负几十公斤武器弹药装备在雨水泥泞中没日没夜地行军打仗，身上多一根针都显沉重，可作为知青兵的我比异国农民兵们还要多携带一份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那就是书本纸笔。在空气都拧得出水来的缅甸丛林中，书本的保管和读写都异常艰难，特别是黑灯瞎火的山野里。能在篝火边或借村寨老百姓家明灭不定的火塘微光看书写字一会，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我的第一篇战场日记，即是雷门伏击战在雨林树脚披着塑料雨布静候敌军时仓促写就的。战争生活中，被视为军人第一生命的武器弹药不可精减，其它都可减负，但无论如何日记本却不忍舍弃。可也不能老背着跑，那会要命的!于是，包括日记在内的私物尽可能寄放在后方战友处或老百姓家，或于几年一次回国省亲时带回故土。凭这些最原始的粗糙文字记录和刻骨铭心的亲历记忆，初中生水平的知青半文盲老夫我花了十年乃至几十年磨一剑之苦功，终成《红飞蛾》一书。若将我所展示的这批日记与加工成书的作品对照研读，读者会惊讶感叹：原来《红飞蛾》长篇小说所言不虚。

同样出境缅甸参加缅共人民军的云南腾冲知青潘东旭，曾经军旅十年方才回国，她说，日记中最珍贵的当属缅共时期，几经辗转保存下来的几本较为完整的日记。同为缅共知青兵的哥哥—潘国英烈士也留下了数十封家信。她说，借助此次活动，终于鼓起勇气将哥哥生前的信件展示出来，我也了结了一个心愿。她还介绍了用在缅甸写的战地日记为大纲写作了纪实文学《寂寞旧战场》 《血火青春》等著作。

西南地区知青日记书信交流腾讯会议中心会场

贵州知青顾里《书信日记是时间酿造的美酒》的发言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农村时，能坚持记日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所在的僻远山村，没有电灯，就连点煤油灯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往往连买煤油的钱都没有。因此，碰到没有照明的日子，我就早上比别人先起床，补记昨天的日记。有一次，正是农忙时节，一个星期没有上街赶场，钢笔没有墨水了，在寨子里是找不到有墨水的人家的。虽然白天干活已精疲力竭，但还是想写写白天的劳动场景。憋不住，天擦黑收工后，连饭也没吃，就赶到石洞街上，在卫生院熟识的医生那里将钢笔吸饱了墨水，顺便还带走了医生慷慨赠送的小半瓶墨水。为了钢笔有墨水喝，自己不吃不喝地来回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

云南会泽县下乡火红公社知青刘群，将他捐献的日记做了详细的归类介绍。

成都65届高中生，“可教育好的子女”李幼鹏，身在大洋彼岸，他的发言稿由杨小彪代读，他捐献了父母从国外寄给他的家书，讲述了他在西昌土插队、加拿大洋插队的坎坷经历。动情处让杨小彪不能自制，后来由其他知青继续将发言稿读完，这份发言让很多参会者跟着留下了眼泪。

远在澳大利亚的上海下乡贵州知青许昭辉做了视频发言。他在贵州省平塘县西关区上莫公社新场大队大井生产队生活了13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知青大多数都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八十年代初又去澳大利亚洋插队至今。但他虽身在海外却心系祖国，为第二故乡的建设和知青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无论我走到哪里，知青身份永远烙在我身上。

贵州知青丁玉刚回想起了那些蹉跎岁月中的点滴往事，他说，用书信传递、日记笔录的真切琐事，是我们这一代知青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毕生经历磨难锤炼的魂魄精髓。

曾经插队西昌专区冕宁县五年的成都知青、四川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吴晓鸣则简略介绍了她采访曾经下乡西昌地区的39位老知青，编写《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的思想历程。

昆明下乡德宏知青邓钰代表当年的知青户，介绍了他们的弄门村“值日生日记”。“当时大家住在一起，每天要出工做农活，11个人的知青户需要有人做饭、做家务，于是大家就商量决定每天留一个人在家做饭，其余的人正常出工，收工回来后就能吃上热汤热饭。当时大家都是从学生下到农村转变了身份，但一些习惯还是带了下来，大家觉得这个留在家的‘值日生’应该写个日记，把当天的情况记录下来。其实，当时也没有想过日记会保留下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大家在写日记时不仅记录了当天要做、所做的一些琐碎事情，还记录了一些寨子里、周边的一些事，还会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悟，当然由于那个年代的局限，也少不了一些当时的语言。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日记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到返城开始的时候，竟然写了十三本……我们翻阅时，会时而沉思、时而傻笑、时而潸然泪下。1999年，这部日记被送到知青联谊会，参加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2009年，芒市市政协出版了‘芒市青春记忆’一书，书中收录了这部日记的部分内容。”

原成都下乡云南兵团知青、作家曲博，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他的两部著作《五失集——曲博云建兵团、农场八年知青日记》 《喁望集——曲博亲情、知青尺牍》。原件共十一本，历时八年（1971——1979），计约200万言,删去个人隐私及浩繁的读书札记内容后，成书五十余万言。五十余年前的知青日记，起于苦闷绝望和深入魂魄的惶惑无助，本能地排谴孤独与心灵喧泄的率性；继而与读书笔记融汇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漫长知青苦旅的精神寄托，亦铭刻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心路历程：于不经意间，磨炼、奠定了一个作家必须的写作功底，与演绎归纳的思辩能力。他说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还会将其整理成书传诸后世。四百三十四封家信，五十余万言，时间跨度廿八年（1951——1979），据信这应该是已知的最为完整的云建兵团、农场的知青日记。谨此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方家同仁。

四川省乐山市知青袁代义递交了书面发言。他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乐山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况。他说他们汇集优选编辑了两集《知青岁月》（自印书），收入了近百篇文稿。两集知青文稿都由四川省方誌馆收藏。2018年他主编的《那些年的知青故事》（有书刊号）缉录入《中国知青图书要目》，《乐山知青文学》也缉录入《中国知青图书要目》。最后他说我们要行动起来，与时间赛跑，宣传和发动知青把个人上山下乡期间所写书信、日记、笔记、个人回忆录，包括自传及工作日记收集起来，整理、归类、捐赠给上海知青研究资料中心。

杨小彪会长对这次会议作了简短总结。

最后，华中地区郭晓鸣接棒发言，他热情洋溢地说“非常感谢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全国的知青热心人开展这一项极其重要而必要的工作。下个月的10号就是华中地区举行知青书信交流的腾讯会议，前期我们湖南知青网的总负责人彭凯祺先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联系了大批能够提供日记书信的知青，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华中地区知青日记书信交流腾讯会议一定会圆满成功。”（2022年8月13日）

中心会场参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