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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我的党员老父亲

    2021年 07月 27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葛天琳 点击:
    我的父亲葛荆门出生于1923年, 中共党员,2017年5月8日去世,享年94岁,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道路。作为一个花甲之年才入党的中共党员,虽然党龄34年不算很长,但是他的人生轨迹, 是紧随着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而前行的,在晚年还获

    我的父亲葛荆门出生于1923年, 中共党员,2017年5月8日去世,享年94岁,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道路。作为一个花甲之年才入党的中共党员,虽然党龄34年不算很长,但是他的人生轨迹, 是紧随着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而前行的, 在晚年还获得过优秀党员的称号。在纪念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回想起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

    父亲葛荆门,湖南岳阳人, 出生在长沙。他曾告诉我们,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长沙大火, 把他家的住房全部烧光,连他最喜爱的书也全部毁于一旦, 只得随学校搬迁到沅陵乡下逃难,躲过一劫。他那时最喜欢唱的歌就是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歌。

    父亲十三岁时祖母病逝, 祖父生意败落,父亲作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早日参加工作,学业优秀的他去报考了能提供伙食的四川省重庆商船学校(后并入交通大学),而没有去名牌大学浙江大学。抗战的硝烟使他和同学们在学校待不下去, 毅然离开交大投笔从戎,成为那同一批参军的一百多名川渝在校大学生中的一员。

    1944年,父亲来到云南昆明炮兵部队担任了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军翻译。经过严格训练, 从昆明经贵州开往前线。一路上,部队不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日本军队骚扰拦截,死伤不断。父亲的部队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向湖南进发。队伍中有人伤亡了,父亲没有丝毫的胆怯。

    1945年八月底,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父亲听说可以返校复学, 便千方百计辗转回上海交大, 延长学习一年。1947年,父亲毕业后进入上海船厂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船厂成为了船舶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骨干。由于冶金方面的技术人员紧缺,父亲服从企业需要,从船舶设计专业改行,转向冶金。他订阅大量刊物书籍,发奋自学,每天回到家里,都要大量翻阅书籍刊物查资料。他在冶金铸造方面攻克难关,从一窍不通到成为内行主管,成为冶金铸锻的技术权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到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为了国家的建设,父亲夜以继日,为造船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精力。他生活简朴,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朴素的工作服。虽然身体瘦弱,还在大炼钢铁中劳累过度得过肺结核, 但是他经常超时工作,连星期天也常常要到厂里加班加点。我依稀记得,学过医的母亲非常担忧他肺结核复发,可是父亲总是坚持着。即使发高烧也不请假休息,只是吃一颗退热片压下去就又去厂里。

    1958年,党号召工业企业科室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支援农业,大办粮食。那时母亲也在船厂,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他俩没有强调家庭困难孩子小, 而是双双主动报名,把我们三个不到十岁的子女全部交给了保姆,到市郊马桥人民公社当了下放干部,还把户口也都迁到西郊乡下。去的那天厂里敲锣打鼓送他们下乡,厂长、党委书记亲自给他俩戴大红花,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他们。一年半以后,他们俩因为表现好,事迹还登过报,又先后被调回原单位上海船厂工作,还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先后到杭州疗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困难,物资供应紧张, 父亲得了严重胃病。他在上海船厂技术科工作,从浦西家中到浦东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除了挤公交车还要摆渡,父亲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工作非常忙碌,可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父亲从来没迟到过。然而文革中,父亲受冲击,被冤枉,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每天下班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挖防空洞。其实他除了为抗战做过七个半月的翻译官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没有打内战的经历。

    父亲积极支持我上山下乡, 他说前途要靠自己,你们要听党话跟党走。我听从父亲的话第一批报名下乡以后,父母亲每周都给我写信,关心我的生活和思想,提醒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努力学会干农活,服从当地干部的领导。当父亲得知我被抽调到小学当民办教师, 非常高兴,还写信鼓励我多看书学习,给我寄了许多学习资料。

    我在农村期间,父亲几次胃肠大出血,被医院报病危, 不得已住进医院开刀,切除了大部分的胃,还得了高血压、心脏病。我十分担心他,但是父亲每次写信总是劝我和哥哥好好在农村劳动锻炼,不要担心他。他曾对我说,群众运动会过头,也总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他还说,我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光明磊落,无怨无悔。

    粉碎四人帮给父亲带来了新生。厂里给父亲落实政策, 平反冤案,让他担任技术科科长的工作,还让我们搬到了浦东新建的职工宿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完全不顾已近花甲之年,忘记了一身病痛,像年轻人一样工作。他说:“要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话不是光对年轻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中老年人说的。”父亲重新焕发青春, 充分施展了才能,他参与技术革新,热心带徒弟;他参与编制修订了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条例,规章制度,管理守则, 等等。晚上回家他还自学日语德语法语。他还多次把增工资的名额让给别人。

    父亲在公司数百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中,首批考取了高级职称,还担任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以后他两次出国,到欧洲的德国、丹麦、瑞典等国考察、学习。他在为企业购买进口设备时千方百计节约外汇。那时有领导带队出差,挪用公款购买私人家电中饱私囊造成恶劣的影响; 而父亲带领的出国考察团队由于节约公费开支而在公司出名, 他的行为虽然被少数同行者提意见说他“抠门”,却得到了企业和上级公司的表彰。

    父亲年轻时曾经多次表达了希望入党的愿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以后也打过几次入党报告。可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始终无法如愿。到了六十岁那年, 他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被光荣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被评为厂优秀共产党员,在技术科长的岗位上一直干到65岁退休。家里放满了一大摞他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 包括厂里公司里和市政府的奖、科技进步奖、先进工作者奖、发明创造奖,等等。

    退休后父亲继续被船舶公司和厂里聘用,一直工作到75岁。后来由于母亲中风需要他照料,他才离开工作。但是在家里, 他并没有停止对企业的付出, 直到80多岁了,他还坚持不计报酬到船舶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和英语翻译。一辆破旧的“老爷”自行车载着父亲,浦东浦西来去顶风冒雨地发挥余热。许多人说,葛老这么大岁数图什么啊,这样卖力,又没有什么报酬。他笑笑,依旧乐此不疲。其实家人知道,他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播给后辈。

    父亲退休以后,还是每月按时参加党组织生活,按月缴纳党费,而且比规定多交一倍。哪怕生病住院,他都从来没有漏掉一次,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帮他交党费,还要多交特殊党费,支援困难群众。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每年都收到交大校友会请帖,让他参加校庆活动。他每次都会去给学校捐款,表达他对母校的情谊。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父亲很兴奋,每天在房间里唱抗日歌曲给我们听。经交大学生档案的解密和有关部门人员的采访,报刊杂志刊登了他们这批从军大学生的光荣而真实的历史,这都让他欣慰。

    2016年父亲93岁生日之前,父亲拿到了抗战老兵的证书和勋章。在接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人员的上门采访献花时他说,我不是英雄,是普通一兵。那么多人为抗日而牺牲了, 我还活着就是幸运的。

    94岁那年,父亲病重住院, 头脑始终清醒,思维记忆清晰。船厂和社区的领导,我们的亲友,都曾经多次到医院探望。父亲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得到医院医生、护士护工的一致赞誉。

    父亲虽然远去,但是他平凡的人生,彰显了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老知识分子的爱国奉献的情怀,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让我永远怀念。

    (作者原为插队江西峡江县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