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我等一行39名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省逊克县干叉子公社河西大队（那时叫东方红大队）插队落户。加上先前到达的两批上海知青和带队的上海下放干部，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共有95名知青和7名下放干部。
知青食堂的好当家黄乃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河西大队来了这么多知青，解决吃饭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于是办起了知青食堂，吃饭做饭的难题就解决了，大家只要自己洗涮饭碗。如果中午需要带午饭，有足够的当天新做的馒头。食堂有菜地和菜窖，一年四季都有菜吃。但是农村劳动毕竟是强体力活，营养的摄取与体力的消耗比例失调。而且平时又不见荤腥，蛋类要到老乡家买，也是不可多得。猪肉要等生产队逢年过节宰猪，才能按照就餐人头统一发给知青食堂， 还要细水长流，添加在平时的炒菜里。长此以往，营养明显不足，影响知青们的发育成长。于是，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到老乡家买鸡和鸡蛋，有的跟老乡搞好个人关系， 时不时到人家去蹭顿饭吃，有的跟着老乡学习下套子下夹子， 抓野兔野鸡水獭，而大多数是靠上海家里寄过来腌腊肉食制品。有时候意外得到一些平时不起眼的东西，比如：宰杀病牛的牛脚骨，可以用小火煮烂后剔出牛蹄筋，那就喜出望外了。养猪场刚死的小猪崽、老乡家扔掉的病鸡、老鼠夹子误打了的倒霉猫，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清洗处理，多加些白酒、米醋、大葱，充分烹调后一扫而光。曾有这样的笑话：大家吃完猫肉后给一位伙伴留下半碗，等他回来后骗他说是野兔子肉，他就满心欢喜地大吃起来。等告诉他真情后，即刻脸色大变，到门外弯腰抠嗓子却吐不出来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原来，这位朋友平时很挑剔食物的。总之，是肉类的缺乏导致饥不择食。
1971年初，知青黄乃健被推选为食堂管理员，他以工作认真、头脑灵活、大公无私、群众影响好而受赞誉。上任伊始， 他便筹备修建猪圈鸡舍，向老乡家订购仔猪和抱窝的老母鸡， 这个大计划让知青和老乡们看到了希望，又觉得诧异——这个大城市的青年能搞掂这些农家庭院的事情吗？
养鸡还比较容易，老母鸡自己会照料小鸡，慢慢长大自然就下蛋了。养猪可就非同一般了，猪圈的冷暖，干湿，清洁， 饲料的精粗搭配，喂食的饥饱， 稍不注意就会影响生长或者生病。可黄乃健不愧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身担重任便一诺千金，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不懂得养猪的常识，他就向老乡们事无巨细地虚心讨教，认真实践。食堂有较多的麦麸和玉米，但还需要搭配青饲料，他便去野外打猪草，撸草籽。为了让猪吃熟食，他在食堂墙角砌了个大锅灶，每天挑水劈柴， 剁菜烧煮搅拌。白天清理猪舍， 常换干草。晚上加喂一次夜食， 催肥长膘。他还训练猪群闻哨而动。秋冬季节把猪群放到秋收后的大田里觅食未收净的大豆玉米，至黄昏时分他站到高处一吹哨子，猪群便争先恐后跑回来吃食，既省饲料又有利于猪儿健康生长，一举两得。老乡和知青交口称赞他是猪司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猪群不断扩大，有了两头产崽母猪， 小猪崽更加精心喂养，一个个滚壮溜圆，欢蹦乱跳，争逐抢食， 煞是可爱。圈里常留有五、六头待宰肥猪，毛重可达250斤以上， 计划着逢年过节改善生活。食堂里自己杀的猪，除了给知青宿舍按人头分猪肉开小灶，包饺子，还卖给老乡猪肉增加现金收入。老乡们特别喜欢食堂的猪崽，争相提前预订，往往供不应求，而小黄则是奇货可居，定要把小猪崽养到40斤以上再卖，以增加效益。有了现金周转，便可以到供销社购买黄鱼、带鱼等海产品，给油水不足的知青们添点荤腥解解馋。食堂的园田地收了黄豆拿到公社油坊榨油，剩下的豆饼喂猪。为了改善伙食，他还向老乡薛大爷学习做豆腐，豆腐渣又是好饲料。做豆腐是个辛苦活， 晚上泡黄豆，清晨起来磨豆浆， 过滤，烧开，点卤水，压包，成形， 一道道工序忙得不亦乐乎。有了豆制品，食堂是菜肴又丰富了许多。
知青们享受着这些勤奋实践、认真管理的成果，身心健康都得到改善。老乡们也一致称赞黄乃健的聪明能干和勤劳好学。上级领导下乡工作来食堂就餐时也非常佩服，说河西大队的知青食堂是他们所到村庄中管理最棒的。
河西是我们踏入社会的第一站，回想起来，最初的几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安心生活，积极劳动，也让上海的家长们放心，完全得益于知青食堂使我们免除了后顾之忧。我们能够在各自的生产劳动岗位上取得一些成绩，这跟黄乃健在大家身后默默无闻地奉献是密不可分、有目共睹的。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我要奉上迟到的敬佩和感谢。
我当仓库小保管
在河西村下乡的第二年起， 经老保管员刘道增提议，党支部革委会讨论通过，我被选中学习当仓库保管员，跟着刘大爷学徒。保管员是生产队的大管家，掌管着生产队全部集体资产如粮食，农具，生活物资等等，是比较重要的岗位。既要做好生产资料保管，又要勤俭节约，避免浪费，村干部和老乡们对我这样信任使我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农业生产做好后勤保障， 为老乡们做好生活服务。
春耕开始就要备种，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大豆，玉米。为了防止虫害，小麦需要拌入六六六粉，每次装入搅拌桶约50斤麦种，再加入那咖啡色的药粉，正反转动十多次，麦种成了褚红色，再抽开插板哗哗地淌出来，这时扬起的药粉呛鼻子迷眼睛，还要用大铁撮子装麻袋，扎袋口。这过程中口罩眼镜围脖是必不可少的，但还是满头满身的药粉和尘土。我是可以找队长要个帮手的， 好不容易派来一位，干不了一两天就不干了，太脏了，宁可去大田干活。我只好找刘大爷来帮我，有时我就自己一人干， 要很多天才能完成小麦种子的拌种工作。选大豆种子是用白铁皮做的螺旋型选种机，根据离心力原理将好豆子，次豆子分开，这个活比较干净轻松。
玉米种子则是先用棍子敲打干玉米棒，然后用手搓，把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 那个活枯燥乏味，不一会儿就快睡着了。
平日里我和车老板子（驾驭马车）们接触较多，他们经常来我这里领取绳套、马具， 装卸物资。为了物尽其用，我学会了大粗麻绳的断头对接， 缝补旧麻袋等。当我把这些旧东西发放给他们用时，他们笑话我是小抠。说：“生产队大家大业的，你这么节约干啥？”他们大都是豪爽诙谐能干的当地青年，属于强劳动力，喜欢跟知青逗笑，学说洋泾浜的上海话，还明知故犯地曲解上海方言与我们开玩笑。比如，上海知青分别时通常说“再会”， 他们就装糊涂说“栽歪？那不就倒了吗？”于是哈哈大笑。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旧跃然眼前。
秋收以后，我和刘大爷按照会计列出的下一年各家的口粮清单，扛着大杆秤，牵着装满粮食的马车，挨家挨户送到各家粮仓门前，大娘大婶们就亲切地招呼我“小保管，来啦？”于是我们就用大杆秤整袋称重， 用小秤找零头，倒进他们的粮囤。还有要吃一冬天的土豆， 白菜，萝卜也都送到各家菜窖旁。经常交往使我很快就熟悉了大多数村民，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
除了我的刘道增师傅外， 接触较多的是仓库对面的徐喜碌大爷。他是农活的行家，平常总是低着头，眯缝着眼，叼着长长的烟袋锅，说起话来慢吞吞的，但能提纲挈领，抓住重点。村干部开会商讨农活安排总是在他家火炕上，他的建议往往被采纳。他教会了我许多作为农村当家人应该会的家务活。比如筛筛子，簸簸箕等， 如果不会这一手，就剔除不了小麦、玉米中的杂质和尘土， 加工出来的面粉、玉米面就会不白，不干净，吃起来牙碜。因为我还负责为外出住宿干活的人员准备生活物资（锅碗瓢盆，油盐面粉等）。为了不挨骂，我就向他请教学会了这手当家本领。他对农活样样精通， 我还跟他学会了搓小绳，纥大绳（用专用工具把线麻纺成绺， 再绞合起来），编马笼头等等。
我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常与粮食打交道。于是装麻袋、扎口、装车、卸车就是家常便饭了。小麦160斤，玉米170斤， 大豆180斤，装车时，一个会扛的人比两个只会抬的人反而更省力，更有效。我学着老乡的样子，哈腰，钻肩，借力一挺腰，稳步走到车旁肩膀一顶， 一气呵成。老乡们夸我：“这小子看不出来，个子不大干活倒挺麻溜（利索）。”
农村劳动锻炼的特点就是面对艰苦的大自然，合格的农民必须掌握轻重粗细各种农活， 才能适者生存。我那时年轻气盛，就是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学会了许多劳动本领。
记得小学课文中描述东北物产丰富的顺口溜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连阴雨后山间的木耳、蘑菇，猴头，秋天山脚边丘陵高坡的榛子、蕨菜、黄花菜，大田里收割后遗漏的麦穂，豆颗，只要到田野山沟里转一转收获便超过一个强劳动力的工分值。可是在那个年代算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上纲上线地批评禁止，男人们都是要脸面的，一般不会顶风违规。妇女家属可不听那个邪， 只要一有机会，她们便成帮结伙，绕道出行。村领导便安排知青骑马挎枪在回村道路上拦截（老乡碍于情面不愿干这得罪人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拦截到一伙拣黄豆回来的妇女， 其中就有刘道增大爷的老婆。她哭哭叽叽地央求我放她们一马，再加上旁边妇女们一连声地喊着小保管，最终我不忍心将她们一天的辛苦成果没收充公，回来汇报工作时就编了个善意的谎言，说没遇到拣粮的人，大概是从小路上躲开了。
上述只是个小小例子，如今人到晚年，回顾一生经历， 总是把握不好原则与情面的关系。所以两年之后，我这个小保管就“荣升”小马倌了。
（作者原为逊克县干岔子公社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