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宾馆服务台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穿兰方格子衬衫的中年人，看到我步入大堂，他猛的一下站起身来，冲我友好地点了点头，出于礼貌我笑了笑，道声“你好”！算是跟他打过了招呼。

“你是上海人？不像……”负责登记的小姑娘脸上挂着灿烂，她晃了晃我的身份证，调皮的眼神在我身上卷来卷去。

“不像！哪不像？”我站直身，用手理了理着乱发，笑着问。

“那不像……上海人不说‘你好’，我听见你进门时说‘你好’来着……”

“不说‘侬好’的人，就不是上海人。”就为这，我被小姑娘的解释逗得差点没晕过去。

“不像……不像就对了，因为我原本就不是一个上海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樟木人。”也不知道她是樟木的藏族还是樟木的夏尔巴人？我话里有话的打趣了一句。

“你说你是我们樟木人，我怎么……从都没见过你？”小姑娘咬着笔杆，觉得十分诧异。

“你怎么可能见过我呀！你多大，我多大，我在樟木的那会儿，你才……对！那时还没你呢。”我无法比划出她的大小，忍不住“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你在樟木待过？那你是……”身穿兰方格子衬衫的中年人听到我俩的对话，抢上一步从小姑娘手中夺过我的身份证，打量了一眼后笑了起来：“真他妈的是山不转水转，你小子一进门我就感到有点像，想不到果真是你呀，吴延安，大学生，在立新插过队，你看看我是谁？”他使劲摇晃着我的双肩，惊喜的目光如烟花绽放。

“你是……”我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尴尬地笑着，说话的腔调的确很熟，但一时硬是想不出他到底是谁？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啦，你小子好好想想，原友谊招待所……那个偷掰生产队玉米……偷杀老乡家狗的……那个调皮捣蛋鬼……他……他就是我呀！”他剃头挑子一头热，搓着双手，显得束手无策。

偷吃狗肉……好像有这事：说的是有一个汉族人偷了人家藏族的狗，还生怕人家不知道，故意把煮熟的狗肉送给了这户人家；他明知藏族人不吃狗肉，还冒充黄羊肉骗人家吃下；吃了狗肉破了戒也该算完了，谁知他还觉得不过瘾，还当面告诉人家吃的是啥肉，搞得人家藏族上吐下泄了好多天……。

这事在樟木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要不是藏族人对他网开一面，这个汉族人可能早就被当成坏分子（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分子）抓了起来。

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听他说起过去的糗事，我知道了他是谁，对了，在樟木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西藏前听人说他在日喀则旅游局当副局长，没想到在日喀则没遇到却在这撞见，这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一样。

“我想起来了，你小子姓纪……叫纪飞龙，对不对？”“我是叫纪飞龙……纪飞龙就是我！”

“想不到当年樟木的调皮鬼，现在竟成日喀则堂堂的大局长。今天……你怎么得空跑到樟木来？”俩人对上了号，相互捶打着紧紧的抱在了一起，互相传递着内心难以抑制的欣喜和激动。

“什么局长，也就是一个副局长，说白了也就是混口饭吃……，对了，你看看他俩是谁？”纪飞龙手指从楼梯上走下的两人。

男的身着天蓝色夹克衫，面孔稍黑，他放下手里的旅行袋，咧着嘴伸出手笑呵呵地迎了上来：“吴根拉（老师），你好啊！三十多年不见了，你还认识我吗？我叫多杰……”

“多杰，你好！”看样子他跟我挺熟，人老了，是不是都活抽抽了，怎么看……他谁都像又谁都不像。

可能看到我有些迷茫，他耸了耸肩膀，有点不自然的笑着说：“吴根拉，是不是我长得太老，要不，你咋会连我都认不出来！”

多杰，他会是哪个多杰？我脑海不停地翻滚着：三十多年前，我初来乍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小小的一个樟木，原著居民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五百人，但起相同名字的人却不少，为了把他们区分开来，当地人一般都会在重名前加一些副词加以限定：如男女同名的，一般会在名字前加上男某某某或女某某某以示区别；如同性别的人，一般则会在名字前加上大中小和小小等称呼以示区别；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同名，一般都会在名字前冠上职业名以示区别：如婚后的人同名，一般都会在重名前加丈夫或妻子名；如不同地方的人同名，则会在名字前加地方名以示区别如此等等。

现在他没加任何限定说自己叫多杰，搞得我还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多杰，对不起！在樟木这个地方叫多杰的人实在太多，放电影有一个多杰，机关食堂里好像还有一个多杰，夏尔巴人里还有好多叫多杰的……，你是哪一个多杰，能不能再给我说清楚一些？这位……站在你身旁的大美女是谁，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调侃着想借此扩大搜索范围，从而确定他的身份。

“她叫仁增，是我老婆，什么大美女，就是破老太婆一个！”多杰笑着指了指站在身旁的少妇。她皮肤白皙身材娇小，身着鲜艳的藏装，圆圆脸庞带着微笑，看见丈夫介绍，她不好意思地从侧面闪出给了我一个放大的微笑。

“仁增，名字我记住了，原樟木口岸广播站首席藏语播音员，没想到……她竟会落入你的魔掌……”

“什么叫没想到，她搞广播那会儿，我俩早已结婚，这下你可知道我的谁了吧？”“她叫仁增，那我是不是该叫你仁增多杰？”看到多杰脸上有点挂不住，我连猜带蒙地问。

“仁增多杰，对对对！樟木的汉族都这样叫我。”他频频颔首，紧攥我的双手摇了又摇，张开大嘴笑声朗朗。

在樟木我放过电影当过老师，认识我的人肯定不少，他认识我应该没啥奇怪的，要说他跟我很熟，我咬着心思来想去怎么好像一点印象也没有，为避免尴尬我笑着岔开了话题：“你们这是想上哪去？”

“上哪去？你来了，我们还能上哪去！”

“别，别，别！你们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先走，我们在日喀则还能……”这里是樟木，不是在上海，碰见的是老朋友，又不是天天可以见面的老邻居，我有点忐忑，话说了一半戛然而止。

“你来了，这就是天大的事，三十多年没见……走，走，走，别给我们客气！”纪飞龙帮我拿起柜台上的钥匙，提起拉杆箱噔噔噔先上了楼梯。我释然了！拾阶而上，心中荡开了一团暖暖的涟漪。

“友谊宾馆的前身是一家藏胞回国接待站，你先看看……”纪飞龙说着打开房门，屋内干净整洁，电视、空调、独立的卫生间，标房所配这里一样不缺。“咋样，条件还可以吧？要不行，咱再换一家？”

“都挺好！要啥有啥，啥都不缺，比我想象的要好……”我自转了一圈后，拉开了靠外侧的落地窗帘。

服务员敲门送来两个热水瓶，仁增快步接过，开始在台子上涮碗倒茶。

“好的话，那你就住下！”

多杰把我摁在椅子上，好像有一肚子话迫不及待要说似的。

“嗦—嗦—嗦”仁增把第一碗酥油茶捧在了我的面前。“嗦”是藏语，是喝的意思。我接过茶碗按照当地人习俗，深深地喝了一口后把茶碗放下，就这样连喝了三大口，仁增才不再“嗦”，笑着坐在了一旁。

“阿佳拉，她还好吧？她这次怎没跟你一道来？”多杰屁股还没坐稳就率先发问。“阿佳拉”在藏语里的含义很广，即可当大姐来讲，也是对大嫂的尊称。这里特指我的老婆——林碧茹。

林碧茹和我是校友，1967年大学毕业时，我们俩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来到了西藏，她在樟木机关工作属援藏干部，我在立新公社务农属插队知青。1977年她和我在樟木结婚，当时我还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作为一个新夏尔巴人能和一个在机关工作的上海姑娘结婚，这事在樟木那可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送亲的夏尔巴人，参加婚礼的汉族和藏族人，还有来樟木打工的尼泊尔人，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但凡能走得动的跑得开的人大多参加了我俩的婚礼，故多杰有此一问。

“阿佳拉……她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要不，她这次肯定会跟着我一道来。”

“你现在有几个小孩？”仁增抿着嘴笑着问。

离开樟木三十多年，就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我自豪地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

“一个，是不是还是樟木的那一个？”真厉害！连这事樟木人都记得，一股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对，对，对，还是樟木的那一个！”

这样的一问一答，总让人感到有点怪，怪在哪？大家一时又说不上来，四人相互看了看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的是那么的缠绵，那么的悠长。

“吴根拉，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嘿——嘿——嘿……”多杰说到这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又想起啥啦？瞧把你高兴的！”纪飞龙也被他笑的莫名其妙。

“漆树中毒，打柴禾时有一个汉族女同志，她漆树中毒，当时脸肿的连眼睛都看不见，各种消毒药水这么一涂啊，活脱脱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吴延安，这个人你肯定认识，你猜猜她是谁？”纪飞龙拍打着多杰的肩膀，俩人挤眉弄眼憋了一肚子坏水。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樟木人还记得这么清楚。说来也怪，上山打柴禾人多了，其它人个个都没事，偏偏她会漆树中毒——

当时，我还在立新务农，听到这个消息时，林碧茹的病毒已经开始发作。起初，她只觉得手脸瘙痒难耐，皮肤表面出现了一片片小红疹子，自以为是打柴禾时不小心碰上了藿麻，过一阵子症状会自动消失，也就把它没放在心上，谁知脸开始发肿，而且病情一天还比一天厉害。我到樟木时，小红疹已经变成了小水泡，小水泡又迅速地汇集为一个个大水泡。有的大水泡逐渐变成了脓疱……樟木医院的罗医生得知这个情况后，通过翻看柴禾垛里的劈柴才知她漆树中毒。敏感源是找到了，但医院却没专治它的特效药。脓疱开始溃烂，脓液流到哪，哪又会生出新的水泡……

当时樟木医院给林碧茹开了两种药，一种是紫药水，还有一种好像叫高锰酸钾。紫药水直接涂在起泡处，斑斑点点全呈深紫色。高锰酸钾需按一定比例化在水里擦洗溃烂的手脸。浸泡过的皮肤又变成深褐色。因羞于见人，每次出门她都把纱巾蒙在头上，晚上睡觉前把手绑在床架上，害怕半夜三更不自觉的抓挠。立新的夏尔巴人也给她送来了消毒的偏方和药草，好像是用盐或蛋清调和后涂抹在患处……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脓疱才渐渐收干、结痂脱落。

林碧茹的病是好了起来，但漆树毒在她身上并没未彻底根除，十个月后她在医院产下一男婴，身上还有红疹，要不是她提前给医生言明及时做了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想不到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竟会在儿子身上重演……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让我猜猜她是谁？还说我肯定认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你们想让我说我偏不说：“纪飞龙、多杰，你俩说的这人我的确认识，她跟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我可以肯定……她绝不是我老婆林碧茹，你俩说对还是不对？”

“对！她的确不是你老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确实跟你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俩也搞不清她到底是谁？”三人心照不宣地相互推搡着笑成了一串。

“多杰，别光说我的事了，说说其它几个多杰，他们现在是不是都还在樟木？”第一波闹腾完了，我拍了拍多杰的肩膀主动出击。

“洛尼（藏语：电影）多杰，他死了……”多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抖着嘴唇儿端起了茶碗。

“洛尼多杰死了！他是咋死的？”我惊愕得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洛尼多杰是我的师傅，是他手把手教我放电影，论岁数他也不大，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我为啥会在樟木学放电影，有必要在这多啰嗦两句：我是一名穿着军装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去西藏务农，所在部队为支持我的革命行动，特赠送电影放映机一台（套），让我好好为西藏农牧民服务，这就是我之所以会在樟木放电影的根本原因。

“死了好多年了，听说得啥坏毛病。当时我已调到了日喀则，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多吉虽说得轻描淡写，但面部表情却揣揣然，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愿多说。

“那我走后，是谁跟他一起放电影？”我借坡下驴岔开了话题。

“是边巴次仁，他俩在一起放了没几年，樟木就有了投影和录像，电影也就没人看了，再后来，边巴次仁也辞职下海做起了边贸……机关食堂里的那个多杰，他老婆你应该认识，她叫云登卓玛，原是樟木小学的一个老师……”

“卓玛老师，我当然认识，她现在……”没等我把话说完，纪飞龙拍了一下我的大腿站起身来。

“多杰，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待会大家边吃边聊怎样？今天我请客！”纪飞龙咧着嘴指了指窗外。

“樟木我来请，到日喀则，你请！”在上海混了大半辈子的人，怎好一见面就让他请客，“老西藏人”豪爽，我这个“新上海人”也不能小气。

“什么樟木日喀则！老吴，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要八千多块，你要是比我多，这客让你请……”纪飞龙亮出了底牌，笑得优越轻狂。

他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强求，更何况我的退休工资的确还不到他的一半。这个“面”给他，以后他来上海我请回他便是……四人连说带笑走出了友谊宾馆。

(作者原为68届初中，76年北京大学毕业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立新生产队插队的延安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