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梅子都是江苏插队知青。知青屋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但那里不很浪漫......我们虽然在城里时，不在同一所学校，也不居住在同一条街道，可现在我们却下放在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个生产队。我们男知青一组六人，她们女知青一组也是六人。我要说的事情发生在下乡务农后的第三年。

农村冬天的夜晚一旦刮起西北风，就会像魔鬼从潘多拉盒子中跑出来一样，以其不可一世的摧枯拉朽之气势，吹过田埂，吹过村庄，吹过大河小沟，像无数个冤魂在哀嚎，发出一阵一阵让人心怵的、时高时低的、连续不断的哀鸣。

在女知青们栖身的茅草屋里，我坐在梅子的用几块土垡搁起的竹床前。她生病，一连三天发烧。赤脚医生说她患的是感冒。那个春苗式姑娘是我们村支书的侄女，被弄到公社医院去培训了几个月，回来就开始行医，我真怀疑她的医术，可在当时的农村能有一赤脚医生就算是可以的了。

梅子服了两天用草药熬的汤汁，高烧依然不退，并且开始说胡话。其他女知青都回城探亲去了，空空荡荡的知青屋内只有我和梅子。我用手抚摸她的额头，热得象一块从火中取出的石头。我推开茅屋的芦扉，顶着刀割似的北风，脑袋像乌龟一样缩进破棉袄的衣领去找赤脚医生。

当我将赤脚医生领到梅子床头时，梅子已是昏迷状态，年轻的赤脚医生被吓得手足无措，因为凭她那点并不高明的医术是怎么也弄不清，感冒着的梅子是怎么会在服药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见严重的。我见赤脚医生无策就说:“还是送公社医院吧。”赤脚医生点了点头，我看见泪水从她的眼中流下来。我背着梅子，赤脚医生将一件旧的棉大衣罩在她身上。

漆黑的夜晚，依然刮着怒吼哀嚎的北风，空中飘起了雪花。雪不大，但和风一起刮在人脸上似鞭抽。我凭着一身牛劲，高一脚低一脚，背着梅子前行。赤脚医生跟在我的身后，像一个赶牛的人，紧紧地跟着，默默地走着。

到公社医院，一位男医生从热被窩里被叫来，尽管墙上贴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但他还是有点老大不情愿。医生诊断是病毒性感冒引发肺炎。我倾尽囊中所有为梅子挂急诊，拿药。值班护士为梅子打吊滴。我看着那倒悬着的盐水瓶中的药液一滴滴汩汩地流进梅子手背的血管，昏迷中的梅子似乎无知无觉……窗外，天明，雪依然在下，依稀可见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我陪伴梅子从医院回到生产队已经是十天以后了。天空放晴，冬天的太阳总是懒懒地照在大地上，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一场大雪后，到处银装素裹。太阳好象失去了光芒，照在人身上一点也不觉得温暖，庄户人家的狗也躲在门前草垛的南面晒太阳。大病初愈后的梅子，身体十分虚弱，需要补充营养。我们插队所在的生产队又是在苏北偏僻的黄海之滨，土地盐碱严重，农业产量极低。农民出勤记工分，一个壮劳力出勤一天记十分，可是到年底分红，每十分工的价值只有角把钱甚至几分钱，而一只老母鸡下个蛋在当时都可以卖到七分钱。所以老百姓的那句顺口溜“堂堂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就是当时生动形象的写照。

我已经身无分文，深感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看着梅子蜡黄蜡黄的脸，我想到的第一个主意就是去偷生产队粮垛里的黄豆。我知道，走正当的途径用正当的手段想要从保管员的指缝中搞到黄豆比登天还难。万般无奈，只好做起了梁上君子。夜晚，寒凝大地，冷月凌空。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狗吠，我拎着一只空的帆布旅行包，带着自制的短短的，一头削尖中间竹节打通的竹管，前瞻后顾，幽灵般地潜到粮垛旁，使劲将竹筒尖的一头向上斜插进粮垛褶子，另一头则对着旅行包的敞口，竹筒盗豆子。在我的心脏忐忑不安地跳动的同时，豆子顺着粗粗的竹筒流进了包里，足足有十几斤。当我拎着“战果”往回走的时侯，像极了《十五贯》里的娄阿鼠。

我想到笫二个主意就是戽魚。所谓戽魚就是将一条水沟从两头用泥筑起牢固的壩埂，然后用系好绳索的笆斗，两个人各站一边，抓住绳索将水戽出去。等到水戽得基本见底时，再赤脚下沟，在淤泥中将魚取出来，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打魚方式，但它能从中体现人类适应环境和求生的本能。我约了当地一个比我小一二岁的叫陈小三的男孩一起去，讲好五五分成。可当他听说我是给梅子补身子时，就很慷慨地连一条魚也不要。

冬天日头短，我从污泥中上岸，提着辉煌的战果几斤大小不一的魚走回知青屋。天已夜幕降临，昏暗的房子里，一盏柴油灯，如豆的灯火，在微微地摇曵。梅子看着我浑身又黑又散发着臭味的污泥，分不清眼睛鼻子的大花脸，打着赤脚，蓬头垢面，她流泪了，继而抽泣，继而痛哭，我知道她的心在流血。

我看着泪飞如雨的梅子，我冲动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不顾一切地将梅子揽入怀中，梅子没有推却，闭上了双眼，我们的嘴唇贴着嘴唇，我们抱团取暖。我们滔滔不绝地谈，漫无边际地讲，我们忘记了一切苦难和伤痛。

（作者原为江苏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