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日月如梭。1969年至1970年，宜春农村迎来了两批万余人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在上海知青们赴赣入宜50周年之际，宜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出版了百万字的《上海知青在宜春》上下两册，书中收录了250多位知青的回忆文章，上百帧黑白旧照片，全市10县（市、区）提供的上海知青在当地的总体概况，还有各县（市、区）从档案馆里找出来的全部知青名录。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文史资料，旨在通过当年的亲历者，记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再现濒临失传的历史史实，记住万千上海知青对宜春的贡献，加深上海宜春两地交往的友情。

上海知青初来乍到，从未干过农活，所以各地普遍安排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农带教知青们学习农事劳动。农村干部群众视知青为自家人，抚慰温暖着知青们的心灵，让这些远离亲人的年轻人深切感受到宜春人的纯朴厚道。

上海知青在离别老师和父母长辈时，也早已知道自己到农村去要过好“三关”：一是过好“思想关”，要和当地农村社员群众打成一片，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二是过好“生活关”，要艰苦奋斗，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三是过好“劳动关”，努力学会各种农事劳动技能，做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型农民。这“三关”最难过的是长期的“劳动关”，农村各种各样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在大都市出生长大，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青年学生来说，的确是脱胎换骨的考验。从春天的耕田、施肥、插秧开始，知青们最初最害怕的是叮满双脚、拼命吸血的蚂蟥。为了不栽“五一禾”，知青们和社员们一起，早上天还没亮，在睡意蒙胧中就起床拔秧，劳动了两三个钟头后才能吃点简单的早饭，之后又下田插秧，中午很短的休息后要做到天黑，每天上工时间达十多个小时。“双抢”时节高温酷暑，为了不栽“八一禾”，同样得争晴天、抢雨天，在七月中下旬约半个月时间里，天天起早摸黑抢收抢种，往往稻田里上午“一片黄”，下午则是“一片绿”。可喜的是不少知青通过学习锻炼，竟然多数成了劳动能手：男青年扶犁倒耙、收割打稻成为全能劳动力；女青年拔秧又快又好，栽禾每天达一亩多。有的知青还认真钻研科学种养知识，成为农作物防治病虫害、粮油选种育种、新品种粮油作物和蔬菜种植的行家里手，或者养猪能手。特别是下放在深山老林里的知青们，凭着有文化和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收听广播或者阅读书报刊物，最早敏感地察觉到，要开发利用好山区丰富的竹木资源。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于是办起了加工外贸出口的笋罐头食品厂、竹木加工厂、人工种植香菇和木耳厂，产品行销国内外，既提高了当地农村的经济收入，又通过创收外汇支援了国家建设。

上海知青来到江西之初，正是全省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电建设、公路交通建设和修筑井冈山铁路的关键时期。那个年代，秋收冬种一结束，就要立即开展工程建设的“大会战”。几乎所有的插队知青，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当地“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新农村建设劳动。奉新县修建了老愚公水电站，铜鼓县也于1969年开始兴建大公式水电站。1970年各县都派出民工团参加分宜至永新文竹的井冈山铁路建设。在这些工程建设中，上海知青都成为骨干力量。因为相对于当地社员来说，上海知青有文化，更有组织纪律性，所以工程指挥部就把有一定技术性甚至危险性的劳动，让知青们承担，比如用钢钎手工打石洞、开山放炮炸石头、用铁锹手工拌制混凝土浇筑大坝等。上高县修建南港大桥时，男知青专门负责炸山采石，女知青则专门用板车拖运大石块到工地上。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炸山采石、运石，都是危险的作业，但知青们毫不推脱，毫无顾虑地承受下来，并且圆满完成了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劳动条件上的艰辛和危险，还有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和恶劣，远远是今天的青少年不可想象的。上海知青和社员一起，都是自带被子住茅草工棚，伐木破竹片搭床，睡稻草铺。饭能吃饱，但往往自己带的干菜咸菜两三天吃完后，就只能长期用米汤、盐水泡饭了。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有个别知青牺牲在工地事故中，或在农事劳动时不幸被眼镜蛇咬伤而无法挽救，他们被安葬在这块红土地上，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和宝贵生命献给了这里的青山绿水。

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不少知青还是想到了长远的将来，坚持看书学习，用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他们有的被当地选拔为民办教师，在当地小学首先用普通话上课，首先教学生汉语拼音知识、识简谱唱歌、跳舞或者中华武术。有的知青被推荐上大学，或者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甚至出国留学，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也有不少一贯表现突出的知青，在插队地点就入党提干，逐步提拔为公社、县里、地直单位的负责干部，甚至成为主政一方的领导人才。还有的男女知青在同甘共苦中，相互萌生爱情而结成连理；也有男女知青不畏世俗偏见，冲破重重阻力，或娶了当地乡下姑娘，或嫁给当地农民小伙，在农村成家育子奉养老人，成为美谈。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精神和文件传达后，全国各地开始落实还在农村的知青回城安置工作。随着知青们全部离开插队落户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告结束，成为历史。客观上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难困苦生活经历，的确让一些年纪小体质差的人，受了很多的委屈甚至是伤害，但是也考验和锻炼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让他们在历经艰苦的考验中，成就为有坚定理想信念，有深入思考，有很强执行能力的骨干力量。许多知青还把当年的艰苦磨炼，当成自己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并用以教育儿孙们，甚至至今还多次带着子女孙辈重回下放地点体验农家生活。

很多上海知青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直至前几年已经陆续退休之后，始终都记得他们出过力、流过汗的这方土地，始终都记得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情谊的农村干部群众。他们常常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想，我能为第二故乡做点什么？如何回报一下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们的宜春老表？所以长期以来，不少知青会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或在上海努力牵线搭桥、招商引资，助力下放地点的经济发展，或与当地困难家庭结对帮扶，或捐款捐物建校助学，或支持技术、资金、设备兴办县乡企业，还有的知青回沪后成为企业家，成批招收下放点上的农民子女到自己企业务工，甚至把他们培养成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才。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上海知青，现在大多已成为古稀老人。然而，他们当年是如何来到宜春，如何在红土地上接受着今天青年人不可想象的艰苦磨炼，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红土地上当年与知青们朝夕相处的干部和农民老表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不会遗忘的一页，也是老知青的后代们想了解又很难理解的一页，我想这正是《上海知青在宜春》这部史料的价值所在。（稿件来源：上海知青网）

【作者系江西万载人，1948年10月出生，江西省宜春市教体局退休公务员，原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政协一届、二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