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多年，翻看我近20年的知青活动写过的文章，一篇《影响我人生的一次求职经历》，让我又回到了33年前那跌宕起伏的“我为全局大中专毕业生杀血路”的历程里。

赴云南的知青大返城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大家“各奔东西”，特别珍惜第二次成为家乡人而努力工作。我“顶替”母亲当了一名工人，经过奋斗成为大专毕业生。1986年，我被借调到我厂的上级机关工业局企业管理科工作。人生两大事，随后我紧锣密鼓地筹备我的终身大事。

引发我为全局大中专毕业生杀出血路的，有两大原因：一是我寄放在厂里的未使用的新婚家具（我当时寄宿在厂里集体宿舍），竟被搬出暴晒在大太阳底下，厂里竟无我的立锥之地。二是我妻子工伤，厂里局里竟然违反上海市的有关规定，一个月只发25.5天的饭钱，每天只有不够一个人吃一顿饭的1.60元。我和妻子当时只得忍气吞声，原因就是我们夫妇俩都在同一个工业局系统的厂里工作。

于是，我寻找着“跳出”这个局系统的机会。终于，上海市人事局为全市财税系统招聘干部的机会被我捕捉到了。但当时有一条苛刻的条件：报考者必须持单位介绍信报考。

在原厂总支书记xx的诱导下，我被迫写下了破釜沉舟的《请调报告》：答应自1988年1月1日起，不再领厂里的工资。

全市的招聘考试统一举行后，我取得了全区笔试、面试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达。

在这期间，工业局发了一个党政红头文件，规定“擅自”报考或调离本局系统的大中专毕业生，必须缴付所谓的培训费，且价码高得离谱。这是故意针对我这样报考外单位的人设置的巨大障碍！我只能等待录取通知书正式收到后毕其功于一役。

三个月，整整三个月，我躲在破房子里度日如年，收入比我一岁半儿子的还少（每月8元的“猪肉补贴”被扣）。为养活全家人，我工伤还没痊愈的妻子，只好去上班。

终于，88年3月底，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里！我凭此录取通知书，先后向厂里，局里，区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

最大的拦路虎，就是那个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工业局有关负责科长，竟搬出这个红头文件，问我讨要“培训费”，逼迫我喊出“我要为全局大中专毕业生杀一条血路！”、“我要使这份红头文件成为一张废纸！”

我的不平等遭遇，引起了区长的同情。他答应尽他的力量为我解决此事。

我谋求通过法律途径、通过合法的维权行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为此，我走访了当时上海滩鼎鼎大名的律师事务所，我向区长提出了我的最后条件：在规定时点前，如果区里没有解决我的合法权益，我将到市里采取合法的维权行动。

区长做了许多下属部门的工作，把我的录取时点延长到我的问题解决之后。

我以一个合法市民、普通工人的身份，愤怒驳斥了局里出台的那份收取大中专毕业生巨额培训费的红头文件，明确告诉他，你等待到法庭上去当被告吧，你们局的红头文件必然输掉！局长承认不了解我的情况，不该用红头文件来压我。

在我的抗争下，区里、局里终于答应我免费调到财税局工作。在我胜利的最后关头，竟然被原来一直伪装好人的总支书记XX突然杀了一枪：他竟然趁我和他两人独处的时候，厚颜无耻地提出敲诈我当时巨额的500元，以补他家的造房资金！最后还是我妻子到厂里找到总支书记，斗智斗勇，取得了厂里保管的我的档案袋。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终于使工业局党政发出的红头文件成为一张废纸，我终于为全局大中专毕业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我之后，全局大中专毕业生，跳离这个局系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那些只知道枉权滥用手里权力的贪官污吏，徒叹无奈。

我进入财税局工作之后，经常要与这个局系统的单位发生工作交集。我始终坚持正确的工作关系，但一次对总支书记XX席间频频讨好我的敬酒，被我冷冷地拒绝了。因为，那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此后没过几年，XX-命呜呼，早早离开了人世。本来呼声很高欲提拔当副区长的原局长，也因为处理我的问题不力，显示出他的工作能力不足，而被实际上降职使用。

大浪淘沙。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前进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人民越来越成熟坚强，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健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安定团结，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回忆起来，我之所以在维权道路上能有如此的勇气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就是因为我当时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因此，在纪念建党99周年之际，我整理出这段历史与各位知青朋友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