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阻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全国处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被打乱，公民权利的行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 月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后强调指出“ 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显然，在这特殊时期，更加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运用法治的力量规范决策者和每一个人的行为，以最小的代价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 年1 月20 日的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疫情发生以后，各地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绝大多数人对防控措施的实施是理解和支持的，但也有“ 对生活影响太大” 的抱怨。其实，面对肆虐的疫情采取设卡检查、测量体温，甚至“ 封城” 的对策都是迫不得已而又必不可少的。以查找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为例，的确繁琐细致，但这又是阻断传染途径的必行之举。根据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42 条规定，有关政府可以视疫情严重程度采取有关措施包括：1. 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2. 决定停工、停业、停课； 3. 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4. 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5. 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运行乃至个人生活都会造成一定影响， 都是不得不作出的个人权利克减。

克减的字面含义是消减、减少。克减，作为法律用语的使用最早出现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其中，在第四条的一、二、三项中对“ 克减” 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 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 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通俗地说，在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克减必须是公开透明、有限度、非歧视的 ， 公民应当理性地接受暂时性的权利受限。当然，在紧急状态下要求公民作出权利克减时， 政府也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虽然有法律上的依据，也必须选择使相对人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过度禁止原则三方面的内容。

在阻击疫情的紧急状态下， 公民权利的克减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特别保护所采取的特别措施，是在全局上对公民权益的根本保护。其“ 特别” 之处，一是，用适度的限制性措施实现对公民根本利益的保护，以防止公民处于无力应对的困境； 二是，采用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等措施是为了阻断传染途径，但其中也可能存在非传染源也被隔离的情况；三是，要求公民以暂时牺牲部分权利， 与政府紧密合作，实现管控措施效益的最大化。从现象上说， 公民权利的克减会导致个人“ 自由” 的减少，但在本质意义上， 要求公民权利克减的本质是对人权的保护。公民权利一时、局部或者部分的权利克减是国家出于全局和长远利益，对公民权利特殊的保护。在汉语中有“ 舍得” 的说法，“ 有舍才有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肆虐的疫情，如果没有暂时、适度、必要的“ 舍”，就不会有打赢疫情阻击战的“ 得”。例如，要求人们到公共场所时一律戴口罩，的确会有“ 不方便”“ 不舒服” 的感觉，但是， 戴口罩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防护，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有力措施。又如，在疫情防控期内实行交通管制或封闭式管理目的在于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是从根本上保护公民权益。公民应当认识到，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权利克减，是国家出于保护公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不得已而又必须采取的临时特别措施，公民具有接受合法克减的义务。

（汤啸天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