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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疆知青问题的五点探讨

    ——《见证——十万上海知青援疆纪实》编后感

    2019年 07月 13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见证》编委会 李关 点击:
    2016 年1 月,在新疆回沪知青文学创作爱好者的一次聚会上,原农二师黄坚老师向与会者发出一个倡议:为了抢救性地挖掘、记录援疆知青的人生经历,我们应共同编写一本十万上海援疆知青大纪实的知青回忆录。通过将近三年的不懈努力,这本由黄坚主编、十名编委全


    2016 年1 月,在新疆回沪知青文学创作爱好者的一次聚会上,原农二师黄坚老师向与会者发出一个倡议:为了抢救性地挖掘、记录援疆知青的人生经历,我们应共同编写一本十万上海援疆知青大纪实的知青回忆录。通过将近三年的不懈努力,这本由黄坚主编、十名编委全力参与的新疆兵团上海知青的大型回忆录《见证》终于正式出版了。《见证》的文稿,是由兵团各师提供、经过多次筛选留下的精品,反映的是各行各业的人和事,关联到从告别浦江到回城再创业半个多世纪的时段;相比各师、团已经出版的回忆录,《见证》涵盖的地域范围更广、涉及的行业更多、反映的时间更长、内容更为丰富。《见证》真实、客观、公正、也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援疆上海知青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过程中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既高扬了艰苦奋斗的主旋律,肯定了他们对边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讴歌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不回避他们经受的种种苦难和委屈。《见证》的板块说明,以弘大的叙事方式把知青故事串联起来;阅读全书, 既有我们一代人为屯垦戍边 不辱使命的光荣感,有边疆生活充满艰辛和苦涩的沧桑感, 又有知青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厚重感,给人以鼓舞、反思和启迪,极具阅读、收藏和研究价值。

    下面就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是支青还是知青 

    四十年前大返城的时候, 国家把新疆上海知青看作支青,把十万上海援疆知青排除在落实返城政策的知青 之外,硬把我们留在了新疆。

    把援疆知青说成支青 是一场文字游戏。新疆上海知青,曾有支边青年、社会青年、知识青年、援疆知青四个名字: 历史上看,这四个身份是通用的,关键看政治需要。1965 年周总理在石河子接见的,是上海知识青年而不是上海支边青年;至于近些年称之为援疆知青,在确定新疆上海知青的身份上趋于理性了,说明当局已经默认了我们知青 的身份,纠正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新疆上海知青错误的定性。

    支青知青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他们都来自城镇多子女家庭,初、高中文化, 毕业后无学可上或无工可做, 经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政治运动式的动员之后离乡背井,自觉、半强制或被强制离开城镇,来到一个半开化或未开化的落后地方;都曾用最原始的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目睹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都经历过物质匮乏、精神寂寞、劳动繁重的煎熬, 渴望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同时改造世界,通过各尽所能的诚实劳动过上安定的、富足的生活……相同之处太多太多。

    那么,支青知青 的分水岭到底在哪里?有人认为,新疆知青当时要面对虎视眈眈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因此戍边需要留住这部分人;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搞疆独 的民族分裂分子一直野心勃勃伺机待发,为了新疆大局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新疆的上海知青作为一股稳定新疆的重要力量,就不能返城!于是, 只能把上海知青定性为支青,把新疆上海知青与全国知青区隔开来。

    其实,新疆上海知青都是爱国的、是通情达理的,如果当年不在支青还是知青 的问题上做文章,而是晓之以理,以十分平和的方式让新疆上海知青陆续返城,而不是千方百计拦截,甚至动用部队阻止和押解,对新疆上海知青所造成的伤害将要小得多,也不至于留下许许多多至今没有治愈的后遗症。

    人为地、用一字之差阻遏知青回城的脚步,使新疆上海知青成了知青群体中唯一一支没有落实当年知青返城政策的群体。

    二、是无悔还是有悔 

    《见证》的包容性,是本书受到各界认同的重要原因。譬如对援疆知青的青春有悔 还是无悔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是很客观、很公平地兼容的。无悔有悔 都属于个人的感受,决不属于某一个群体;知青本身百人百面、千人千面,有各不相同的感受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些人在新疆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得到了相应的名誉和地位;而另一些人极不情愿地、在农场默默无闻地苦度光阴,两种人的心境天差地别, 怎么可能有一样的感受呢?我们既赞赏有些人的无悔 也认同另一些人的有悔 尊重客观事实。现在从舆论上看,对持无悔感受的人, 批评多于赞美:试问你当年是主动去的吗? 有第二种选择吗?如果是不自愿去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失去了谈有悔无悔的大前提。据此有些人认为,持无悔论者只是事后无奈地自我安慰而已。其实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 因为知青中间确实有纯粹地为屯垦戍边而义无反顾的人, 我们不该否定他们的觉悟和牺牲精神。

    三、是教育还是接受教育 

    1968 年,文革红卫兵 运动已经落幕,派性继续发威, 武斗时有发生,青年人在城里无所事事已成为不安定因素; 于是领袖一挥手,千百万知青被赶到广阔天地,理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关键问题是贫下中农能否担当起教育知青的责任。农民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自私、保守、狭隘、接受新事物比较慢; 解放后他们有了土地,对走合作化道路有抵触,因此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见他们大局的意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农民是不能担当教育知青大任 的。毛主席对农民的看法本身就很矛盾,那么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到工厂、到车间,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呢?到工厂去, 既没有这么大的容量,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人员学习、培训,哪能一蹴而就?到农村就简单得多,天地广阔,在当时是解决社会安定和年轻人就业最廉价、最方便、最实用的措施。至于十年后,上山下乡 运动终因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大部分知青的意愿而发生强烈反弹,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新疆兵团上海知青和连队贫下中农出身的老职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贫下中农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有足够的在艰苦条件下生活的本领,有勤俭节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是他们的优势;上海知青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见多识广,有强烈的现代城市文明的意识,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在科教文卫、尤其在教育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上海知青到兵团以后和贫下中农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 有些还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情谊。

    四、是考验还是受苦受难 

    兵团是个大熔炉,通过艰苦卓绝的农业劳动,锻炼了人、造就了人才。知青中有的当了兵团领导,有的成了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有的成为学者、教授等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兵团大熔炉从事艰苦繁重的农业劳动,这是在特殊环境下造就人才的一个途径。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感受: 自愿来到兵团的知青,会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和考验,今天吃苦为的是明天不认为苦、甚至明天不吃苦;而对于那些无奈来到兵团、或者毫无吃苦准备的知青来说,这种锻炼和考验 无疑就是受苦受难了。

    再说,造就人才的途径很多,工厂、军营、机关同样可以锻炼人,同样可以铸造钢铁一般的性格;不能在苦难中坚守的人,就是进了熔炉会迅速被高温灼伤,也未必能够百炼成钢。吃过千般苦之后或许能够成才,不进熔炉、不吃我们遇到的种种苦,照样也可能成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革命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等说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部分人来说或许有它的合理性而已。

    五、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现在人们爱把歌颂一类的、美好的、正面的东西归正能量,把那些善于赞美、鼓励、爱学习、讲诚信、乐于助人、积极向上、心理坚强、勇于担当、没有不良嗜好的人,叫做传播正能量的人;与之对立的, 就是负能量传播负能量的人

    大家都忌讳做后面那种人。有了这样的分类,前期的知青回忆录往往以传播正能量为己任,把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冲破阻力走向边疆农村, 努力锻炼改造世界观,吃尽千般苦经受考验,挥汗田野做出贡献,发挥聪明才智改变落后面貌……在知青的历史上保留了下来;而把知青的无可奈何、荒废青春、受屈被害、返城维权这一切都看作是负能量 在知青史上被湮没了。

    其实,从物理学的角度讨论,能量并没有正负之分, 只有形式上的不同。知青的经历,有起有伏、有坦途有坎坷、有成功有失败、有荣耀有牺牲……只要都是客观、真实的, 便是很正常的。即使能量有正负之分,但它更为重要的性质是能量转换。如果意识到政治运动式地赶年轻人到边疆到农村违反自愿原则,意识到千篇一律地赶青年人到大熔炉锻炼可能造成伤害,意识到不让青年人接受正常的教育有百害而无一利,意识到青年人没有用武之地会动摇、会窒息、会逃离,意识到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被侵害会群起而抗争……我们就能够从他们的抱怨、愤怒、斤斤计较中总结经验教训,把往后的事情做得更好,负能量就转换为正能量了。

    知青历史上需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见仁见智。《见证》编后,引发一些议论,只是抛砖引玉。我们以为,只有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既要考虑国家的大局,也要照顾知青的小我,才能对当年的知青运动做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作者原为下乡新疆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