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同插队 1969年 这张照片的故事有些特别，因为拍这张照的时候，照片上的人物一个都不是知青，而是下放干部和两个转学的学生。 在上海，上山下乡不光只是青年学生，还有一千七百名下放的干部呢。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
父子同插队 1969年
这张照片的故事有些特别，因为拍这张照的时候，照片上的人物一个都不是知青，而是下放干部和两个转学的学生。
在上海，上山下乡不光只是青年学生，还有一千七百名下放的干部呢。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在《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毛主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之后，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了三年，1961年开始改为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同时在大规模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部分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当作剩余人口遣返或下放农村，从干部变为农民。
文革时期，张春桥利用我党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些做法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提出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单位）借以驱散党政机关中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不肯对其阿谀奉承的干部。1969年8月27日，张春桥指示市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层层下达指标。说这是一次“路线站队”，不积极就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结果，除组织了2000多名干部“慰问团”分赴黑龙江、云南、贵州等上海知青安置地“慰问”外，还与黑龙江省革委会达成协议，下放1700名干部带户口带粮油关系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以此达到“清队”目的。
照片中的这些干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被下放的。
1969 年10 月 4 日，这批下放干部出发了。他们是到黑龙江省逊克县边疆公社边疆大队插队落户的。在前面蹲着两个青年学生，右边的叫方雄，他就读于上海复兴中学初中，还没有毕业。
8月27日市革委会动员大会后，方雄的父亲报了名，成为上海市首批赴黑龙江插队的下放干部。方雄跟父母说也想去黑龙江插队，父母那里会同意呀。父亲让他好好读书，先完成学业再说。小方说，学校里不上课，根本读不了书，还不如下乡去。母亲说，你还小，学校总归会复课的。小方不听，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心。9 月的一天，方雄父亲的工作单位，市外贸局革委会领导到家里来慰问，方雄觉得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他找个空挡直接跑到领导面前，说希望能跟爸爸一起去北大荒干革命，爸爸妈妈想阻止都来不及。没想到，那领导听了，也不问问小方多大年岁，毕业了没有，也不问问家长的意见，当即表示支持。见此情形父母也不便多说什么，否则戴上一顶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可不得了。几天后，市外贸局召开动员大会，特邀小方去参加，还被请上了主席台。原来，上面正需要这样的典型，组织者以小方为例，给老方戴了顶革命意志坚定的高帽子，表扬他不仅自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还支持未成年子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而教育和号召其他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
小方随父去插队已成定局。可他尚未毕业，学校没法替他办理插队手续。怎么办呢？还是学校工宣队有办法，直接给小方出具了一张转学证明。
照片中的另一男孩叫周海军，也是相同的情况。
1969年10月4日，小方小周跟随父亲和其他下放干部来到老北站出发去黑龙江。登车前，记者拍下了这张与众不同的照片。
五天后，他们辗转来到黑龙江边的逊克县边疆公社边疆大队第三生产队。正是秋收大忙时节，学校放农忙假了，老师和学生全都回家收庄稼去了。小方小周办不了转学手续，只好投入到秋收劳动中去。忙完了秋收，也快放寒假了，两个小青年转学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那份转学证明只好作为一份纪念品留在他俩的箱子底下。从此以后，两个孩子与父亲一起劳动生活在北大荒，直至大返城，真是两对同甘共苦的父子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