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知道的北大荒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北大荒大致是东北地区的东北地区。从中俄边界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开始，自东向西，由三江平原一直延伸到松嫩平原，这遍布草原、湿地、原始森林的广袤地区都是北大荒。而从情感上来说，当年响应号召，投身到黑龙江开发北大荒的百万知青，他们度过青春并曾挥洒汗水的土地，就是北大荒。
北大荒如同“故乡”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心灵归属。
一、北大荒到底在哪儿？
46年前，也就是我还没去北大荒的时候，对北大荒的地理位置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与诸多上海人一样，我一度以为山海关之外就是东北，而东北就是北大荒，直到我去了北大荒，才知道这种想法的错误——北大荒不是东北，北大荒是东北的东北！
有人说，北大荒是黑龙江垦区的俗称。这个说法我坚决不能认同，因为黑龙江垦区指的是当年的兵团即今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所辖的区域，而我当年没有去黑龙江兵团或黑龙江农场，而是去黑龙江的屯子里插队。按照这个“北大荒=黑龙江垦区”的定义，我都没有去过北大荒！还有资料说北大荒总面积约540万公顷。我对此更是持怀疑态度，因为540万公顷折合5.4万平方公里，而仅我当年插队的黑河地区，其面积就有6万多平方公里。所以，这一资料中所称的540万公顷的面积，应当是当年兵团、农场的面积，绝不是北大荒的全部。那么，北大荒到底在哪儿？
坦率地说，即便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给北大荒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只能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北大荒大致是东北地区的东北地区。从中俄边界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开始，自东向西，由三江平原一直延伸到松嫩平原，这遍布草原、湿地、原始森林的广袤地区都是北大荒。而从情感上来说，当年响应号召，投身到黑龙江开发北大荒的百万知青，他们度过青春并曾挥洒汗水的土地，就是北大荒。
北大荒如同“故乡”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心灵归属。
正如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创作的一首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的歌词所言：
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咋不见着了火的红高粱
咋不见平坦坦盘腿的炕
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
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点太阳
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
川流不息流淌，夜夜进梦乡
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
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是的，曾在黑龙江下乡的百万知青，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当年所去的、青春依然在其间流浪的地方，就是北大荒！
二、北大荒的“荒”与“凉”
我当年下乡的地方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今已改为黑河市）的逊克县双河屯。逊克县是一个紧靠黑龙江的小县城，江对面就是前苏联地区。在中国地图上，要找到逊克县需要非常仔细、有耐心，因为地图上标明县城的那个小圆点，隐没在代表国境的红线之中。
说逊克县是个小县是因为人口少。我们下乡的时候，全县仅有25000人，其中还包括我们近6000名上海知青，这个人数充其量也就是上海一个大弄堂里住的人口。但是，逊克县的土地面积有17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上海的大小。
一个大弄堂里的人住在相当于三个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想象逊克县当年的荒凉程度，而整个北大荒当年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因此，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到达北大荒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荒凉。然而据老一辈的人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北大荒更加荒凉——整个地区没有公路交通，也没什么机械农具；当地的人种地靠牛马，照明靠油灯；住的是木头垒起的土屋，烧的是山上的木材，与外界的主要联系就是用粮食交换些油盐酱醋和布料。
屯里的人说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因为我们去时双河屯已经有了一台东方红75链带式拖拉机。他们满怀喜悦地向我们回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台拖拉机进屯的时候，满屯子的人涌到屯边迎候的场景。开始，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台拖拉机就能成为一个让人津津乐道好几年的话题，而当我在北大荒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能理解了：当时这些屯里的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坐一次火车，至于电话电视，那更是他们不敢奢望的东西；有的老乡在知青探亲时跟着去了上海，回来之后便对上海赞不绝口，说那楼真高，仰着脖子看，帽子掉了还没看到顶，说上海那马路都是油漆刷的，说上海的茅房都比俺们住的屋子强百倍！
我说这些事情，并不是嘲笑这些淳朴的乡亲，而是这些观念上的反差从侧面反映了北大荒当年的荒凉。
什么原因使北大荒荒芜了千百年？有人将其总结归纳为：冬季酷寒、交通不便、盗匪如毛、毒虫猛兽遍地、地方疫病横行等等。对这种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因为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等因素，而交通不便、盗匪如毛、毒虫猛兽遍地等
问题是开发程度低下的表现而非其荒芜的原因。
但是，冬季酷寒导致北大荒荒芜了千百年这个原因我不仅不反对，反而非常赞同。事实上，我对北大荒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其“荒”，而是其“凉”！
在我们去北大荒之前，对那里的冷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但其寒冷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必须承认，冬季的北大荒景色极为壮观。一入冬，村屯、田野、山麓便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大江大河上也结了一米多厚的冰层，令人想到毛泽东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著名诗句。我们今日的双河屯，“雾凇”在屯子里随处可见。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似乎也沾染了诗人的豪情，迎风走路的时候，不愿像当地老乡那样侧过身子，而是充满了“冻死迎风站”的无惧无畏的精神。
然而在北大荒待上一个冬天，领略北大荒冬季的严酷后，这种激情就荡然无存——别说迎风站，就算是从宿舍到知青食堂的几十步路，大家也都是用棉帽捂着头、侧着身子匆匆跑过，否则就有可能被冻伤。
我下乡的双河屯位于小兴安岭山脉之间。那里一年的无霜期只有一百三四十天，经常有部分农作物由于霜冻来得过早而颗粒无收。全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冰天雪地，年均气温为零下3.5摄氏度，极端低温则低于零下40摄氏度。
零下40摄氏度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举几个例子，就能明白这一简单数字背后的残酷。
在北大荒最冷的季节，一杯水慢慢从高处往地下倒，水在流动过程中就会冻结，落到地上时已是碎冰！冬季夜间脱谷，我们经常在粮垛下抓耗子，尺把长的耗子被逮到后，我们只要在铁锹上吐口唾沫再把耗子放上去，它就像被万能胶粘上一般休想挣脱。
至于冻伤，对于当年的知青来说更是司空见惯。刚到北大荒时，就有知青冬季在野外就餐，用钢匙往嘴里送食品，结果匙子粘在舌头上，一拉就撕下一层皮。所以，冬季在野外不要用裸露肌肤去接触铁器很快就成为知青们印象最深刻的常识。
而我对冻伤有着比其他人更加深刻的“体会”。有一年冬天，早上五六点钟，也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段，我骑自行车到公社去送队里当年入学人员的推荐材料。
当地人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在这个时间出门，可我那天必须赶在公社往县里的班车发车前，把那批入学申报材料在受理截止时间前通过公社送到县里，所以不得不冒险出发。
我也深知这个时间出门的危险，所以把皮帽、皮手套、棉裤、棉鞋所有能穿的都穿上了，但还是无法抵御这种严寒。一路上，寒冷仿佛能把自行车的链条冻住，迫使我一次又一次下车推行，并用当地老乡教我们冬季野外自我保护的方法，不断地活动双手，并用双手来暖和耳朵和鼻子。
可是，当我坚持到达公社后，才发现自己还是被严重冻伤了。我两只耳垂下凝结出了两个冰坨子，十个手指冻得像鹅卵石，敲在桌面上“砰、砰”作响。公社的人急忙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在那里，他们先用传统的治疗冻伤的方法，抓把室外的积雪，擦拭冻伤的部位，待冻伤部位恢复知觉后，再敷上冻伤药膏，最后用纱布包扎上。
那次冻伤导致我十个手指的指甲全部坏死脱落，所幸当时年轻，加上指甲可以再生，所以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