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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林场的那些笑声和泪水

    2018年 06月 09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潘立明 点击:
    1970 年12 月,我们十一连二排共四十来号人,大部分是知青,由副连长丛树臣带队, 奉命上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林场伐木,我和老同学邵名鹏也参加了这次伐木。这是第一次上山,大家既高兴,又新奇。由于山坡陡,进山里的火车一般只挂四五节车厢,前面一辆火车头拉

    1970 年12 月,我们十一连二排共四十来号人,大部分是知青,由副连长丛树臣带队, 奉命上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林场伐木,我和老同学邵名鹏也参加了这次伐木。这是第一次上山,大家既高兴,又新奇。由于山坡陡,进山里的火车一般只挂四五节车厢,前面一辆火车头拉,后面还有一辆车头推, 喘着粗气缓缓往上爬行。进入伐木作业区的路,是一条只能供一辆卡车通行的临时修建的土路,因为是零下40 来度的严冬,土路冻得跟水泥路一样结实。土路的尽头便是一片开阔地,搭着棉帐篷的是我们的驻地,驻地后面便是白雪皑皑、长满落叶红松的山坡。挺拔的大树一棵挨着一棵,红色的树皮,白色的山坡,墨绿的帐篷, 加上袅袅炊烟和轰鸣的拖拉机声,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派东北山林特有的景象。

    一到驻地,我们便撂下行李,冲上山坡,想近距离看看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大兴安岭。忽然,我们发现不少树上都打上了“×”号,一打听才知,打上记号的树是绝对不能伐的母树。一棵树上的松子儿落到土里,不久会长出小树苗,而过一二十年就长成一片茂密的树林了。这些记号就是在计划开伐这片树林之前,为了避免剃光头式的砍伐,由林场勘察队特地留下的。

    伐木是一项耗体力而又很危险的活,包括伐树、抬杠、归楞还有剪枝等,体格较弱的女同志一般安排去剪枝,就是把砍倒的树的枝桠砍掉,把它变成光溜的圆木,以便拖拉机或爬山虎拖下山处理、归楞。男同志和体格较强的女同志伐树,通常两个男的一组或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为一组,用大肚子锯(有1.5 米长,中间宽两头窄) 伐;也有一人拿把弯把子锯伐的。每一组还发一把大斧子和一个铁楔子,遇到树锯好后不倒,就要用斧子将楔子打进锯缝,强迫它倒下。每人还发一块毡垫,是垫在雪地上跪着拉锯用。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冬天, 我们居然干得满头大汗,甩掉大皮帽,脱掉老棉袄,只穿着球衣,即现在的绒衫,那里不兴穿毛衣,因为虱子钻到里面弄都弄不出来。活儿虽然很重很累,但看着一棵棵参天大树, 在我们的面前倒下,年轻力壮的我们越干越欢。

    当然,繁重的劳动之余,我们也会找乐子进行调节。一天,山下上来了一个当地的汉子,身上背着两杆枪,一杆气枪,一杆小口径步枪。我们好奇地围上去问干啥去呀,他说上山打松鼠。果不其然,他上午十点来钟上的山,下午三点多钟下来,枪尖上已挑着两大串松鼠,足有三四十只,而且枪枪打在松鼠头部,枪法之好令人惊叹。问他为什么单打头部,他说打在身上有洞,松鼠皮就卖不出价了,他还告诉我们山顶上景色很美,可以上看看。

    第二天,在丛树臣的带领下,我们登上了我们伐木的这座山顶。爬山途中,因为树木茂密,挡住了阳光和视野,除了树木难见其他的景色。可一到山顶,一下子便忽然开朗起来,视野开阔,眼前的景色把我们惊呆了。蓝天白云,山峦重叠,满山古老的樟松,身裹金黄色鱼鳞状树皮,在阳光的照耀和蔚蓝天空的映衬下,金光璀璨,熠熠生辉。树干凹凸不平,粗壮挺拔,给人以百年沧桑的感觉;树枝枝桠互相缠绕,蜿蜒向四周延伸。在如此寒冷的严冬里,枝上翠绿的针叶还是那样饱满,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形成一个又一个硕大的华盖。脚下朵朵白云翻滚飘荡,远处的白云间露出一座座翠绿的山峰,真是美不胜收。这一切,以前只是在国画名家的作品中见过,现在是真真切切展现在眼前,让人感到震撼,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和力量,我们禁不住面对群山大声呼喊……

    就在我们享受劳动的欢乐和自然美景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惨剧却意外发生了。那天是我们上山以来第一次改善伙食,准备吃红烧肉,汪鹤鸣却被砸死在山上了。那时由于上山不久,后勤供应还跟不上,没有菜,天天把小咸鱼放在取暖的铁皮炉上烤着吃,做馒头没有面起子(酵母),只能擀成薄饼也放在炉子上烤。连长看这样下去不行,就派我和一个外号叫二猴子(姓侯,排行老二)的当地青年一起回连队搞猪肉。我们回去收集了几大块冻猪肉,连夜赶回林场,第二天晚饭就准备给大家做红烧肉吃。

    那天,午休后准备出工,汪鹤鸣扛着一把弯把子锯,手提着斧子,和外号叫白羔子的当地青年有说有笑地走出帐篷,看见我还高兴地带着浓重的京腔说:“今儿晚上吃红烧肉喽!” 没成想,这竟然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伐木中有规定,两个人伐树时必须相隔方圆50 米,这样树倒下才不会互相砸着人。那天,我带着两个女知青离大家远远的,找个没人的地方作业,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别人伐的树砸着。此刻,一阵阵“顺山倒”“旁山倒”的喊声和大树倒下砸向地面的“哗哗”声,拖拉机的轰鸣声和履带“嘎嘎” 的滚动声,不绝于耳,一派热烈的劳动场面。突然在靠近驻地的方向传来一阵嘈杂的惊呼声,隐约还夹杂着“出事了” 喊叫声,一种不祥之兆掠过脑际。我撂下锯子,拔腿就往叫声的方向跑去。在离驻地不远的山坡上围着一群人,我冲过去,拨开人群,一幅惨不忍睹的场面映入眼帘:汪鹤鸣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左脸颊和鼻梁已完全塌陷,血肉模糊,嘴里还在往外冒血泡。他身边不远处躺着一根一米多长、碗口粗的树梢,上面粘着殷红的血迹和白色的脑浆,周围的树杆上也隐约可见点点白色脑浆。卫生员哈尔滨知青李瑞萍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挎着药箱,爬上山来,立即给他按摩心脏,打强心针,但已无回天之力,汪鹤鸣就这样没吭一声离开了人间。

    据目睹这一切的邵名鹏讲,当时他在离汪鹤鸣上面几十米的山坡上伐树,汪鹤鸣和白羔子相隔二十来米一边唠嗑,一边拉锯。这时听见白羔子喊“顺——山——倒——”大树伴着“嘎嘎”的断裂声开始倾倒,没想到大树没如预判的那样顺着山倒,而是转向贴着汪鹤鸣伐树的方向倒去。白羔子急得大叫,汪鹤鸣抬头看到大树向他倒来,本能地往山坡上躲避,但为时已晚,树梢正砸中他的左脸。如果当时他往山坡下方跨一步,也许能逃过这一劫,最多是砸在右肩上,也不至于会偿命。看到这一切,邵名鹏第一个冲下来,用手捂住汪鹤鸣冒血的伤口,想抱他下山,但这时汪鹤鸣却大口大口地往外直喷血……

    晚上开饭时,大家坐在帐篷内通铺上,看着一大盆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红烧肉发呆,谁也没有胃口吃,隔壁女生帐篷里传来一阵阵低低的呜咽声和抽泣声。一个平时剃着小平头、活泼健谈、健康阳光、和大家朝夕相处的小伙子,怎么就这样一下子没了?这种难以接受的残酷的现实竟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谁也没有想到过,更别说经历过。面对这样的惨状大家都懵了,久久无法解脱出来。平时说笑调侃、打打闹闹、苦中作乐的帐篷里,这时一片寂静,一个个呆坐在铺沿边发愣。

    晚上,在存放汪鹤鸣遗体的小木屋里,我们穿着羊皮袄,怀里抱着斧子,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轮流值班看护,以防熊瞎子和狼来毁坏遗体。

    对于汪鹤鸣的罹难,北京的知青办、兵团司令部、师部和团部都非常重视,特意派专人陪同汪鹤鸣的父母及其亲属飞到哈尔滨,兵团司令部热情接待了他们一行,并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还专门派了一辆大巴士送她们到师部,然后直接开往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林场。那时汪鹤鸣的遗体已移至林场场部,并作了相应的整容处理。汪鹤鸣的父母及其亲属看过遗体后,执意要求到我们的伐木点,看看事发的现场,并看望汪鹤鸣的战友。

    那天,我们在帐篷里一边抹泪,一边静静地等候汪鹤鸣父母的到来。当他们进入帐篷时,看到是一对普通工人模样、面容憔悴但又慈祥平静的老人,好几个女知青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当时,我们原以为二老一定会伤心得痛哭流涕,没想到他们强忍着悲痛,反而哽咽着轻声安慰我们,劝大家不要哭,不要哭,要注意身体;还反复叮咛我们今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按照伐木的规定操作。听着二老温和的话语,我们这些大男孩儿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几个老职工也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抹眼泪儿。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 至今难忘。一个普普通通、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 有如此宽厚的胸怀,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对这起知青的罹难事件,林场非常重视,特意用上好的木料做了一口棺木,还与铁路部门多次申请协调,破例用火车将遗体运回连队。(按照铁路的规定火车是不能运送尸体的)

    下葬的那天,我们看着鹤鸣脸上蒙着纱布,头戴军皮帽,身穿绿军装,脚登军用保暖大头皮鞋,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心中默默地悼念:鹤鸣你为黑土地献出了年轻生命,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你,安息吧,鹤鸣,一路走好!

    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北京知青的生命就这样陨落在大兴安岭的山林中,长眠在大西江农场十一连的东山岗上。

    (作者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西江农场47 团11 连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