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在云南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二次考上入取了云南的一个学校。那时已经有了职工退休子女顶替的政策，权衡再三我选择了回到上海父母的身边。

1982年，这年我三十了。那年我考上了上海电视大学。

三十立不起来，关键是没有资本。这个资本就是文化知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时髦的口号是“新长征”，我们这些“小学本科”水平的人怎么可能在“新长征”的行军中不掉队呢?埋怨、责备、自暴自弃、无所事事都没用。生活不相信眼泪!八十年代啊，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们都在奋力地追赶失去的时间，我们这些历经了十年之久上山下乡的知青唯有跟上去才能生存。

我要读书不是口号，是生活的全部!

无法读书

1966年夏天，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书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67年的秋天，我们都闲在家里，每天都在无聊和无奈中度过。1967年的秋天，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把我们这批已经小学毕业一年多的学生分到家里附近的中学。

我去报到的学校原来是叫上海南洋女子中学。“文革"开始后把女子中学取消了，我们成为第一批进入该校的男生。“南洋”这两个字是不能再用了，学校改名为“向东中学”。当时我们第一批男生进入女子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情。一是进入学校，看见工人们正在忙着扩建男厕所。二是学校里都是女生，她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新来的小弟弟。

一直到1970年上山下乡为止，我们在这所原女子中学里待了两年。干什么呢?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那时运动不断，老师受气，校长靠边，学生游荡我们无法读书。

不久上山下乡开始了，毛泽东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必须离开城市，必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对于我们的教育是：这是毛主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决策；这是……。

十年农村的生活，我们无法读书。即使偶尔能够看到一本好书，也需要时时提防周围警惕的眼睛，生怕被作为宣传“封资修"的典型挨批斗。当我们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自己己经是远离社会的一群陌生人。带着泥土的芳香，在这个文明高度集中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我们的位置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按照当时的政策顶替父亲进厂。我学的是工具钳工。作为一名技术工人，必要的条件是会看图纸。那一根根线条，一个个英文字母似乎在嘲笑我：你懂吗?!什么热处理，什么冷加工，什么动平衡，什么……，什么都不懂啊。难怪师傅们说，这样下去，我们的技术要失传了。

我常常对着这些技术书籍发呆，怪谁呢?又有谁会来原谅你呢?

我在心里呼喊：我要读书!

必须读书

进厂不久，厂部传达上级的通知：所有上山下乡回来的青工都要参加初中文凭的考试。厂教育科专门举办为期三个月的读书班，我们进厂三百名青工分期分批地要去接受文化补习教育。

都快三十的人了，居然要补习初中的文化。我找到了教育科的负责人，把我1978年在云南上山下乡时参加高考后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他，向他说明我已经考上大学了，还有必要读初中吗?

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领导。他们没有碰到过，领导们答应要研究研究，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我补读初中。

车间主任和我的师傅都反对我去读书，他们更多的是从生产上考虑。因为我那时已经可以干一些活了，能够为车间完成任务出点力了。师傅还说，你都在为厂里写那么多的材料了，初中生写的出?别理他!

可是，这个规定是上海市统一的，不执行的后果会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这不光光是为了逃避补习初中文化这道关，能够读书是为了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已经耽误了十年，现在急起追赶还来得及。

艰难读书

当我看见上海电视大学的招生启事以后，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招生的简章上明确写着报考文科考政治、语文、史地(历史和地理)三门课。但是也有难题，就是每周需要三个半天的工作时间。我不知道厂里会不会批准。

我找到教育科的负责人。这是一位阶级感情朴素、文化程度不高的科长。在向他说明我要考电大以后，他立马回答我：请你们车间提出意见。好，我把车间主任搞定以后，再去找他。他说要研究研究。那时国有企业里读大学是干部的事情。干部是属于组织科管的，我是一个工人，属于劳资科管。电大规定，报考者需要单位出具证明。说老实话，组织科朝南朝北我都搞不清楚。硬着头皮找到组织科，说明了来意。得到的回答也是研究研究。厂里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情，干部们谁也不敢承担责任。

我找到电大的老师，他告诉我，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多。电大是很欢迎你们来读书的，但是对此无能为力。他说只要有证明就可以，至于什么证明，是教育科还是组织科不重要。只要有!

我还是去找那位教育科长，那时他也正在为我拒绝参加初中文化补习的事情犯愁。我就对他保证，我去参加电大考试。考上了我就不读初中了，考不上，明天就来报到补习初中文化。经我这样一说，他居然同意了，为我开出了证明。

有了这段插曲，我更加发奋复习了。l982年3月6日下午，我走进了电大的考场，考的是政治。第二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5月5日参加体检，5月13日收到录取通知书，5月18日到电大报到，7月开始了电大的学习。终于和一批有着相同命运的知青们一起进入到大学的课堂。

难啊。读书要单位的证明，有一些朋友在这道坎上被挡在大学之外。

难啊，就算是单位同意了，你还不一定能够保证考上。同样有一些朋友被拒之大学的门外。

不是考上了就万事大吉了，一场“风波"又来了。

读书风波

1983年3月11日的《上海工运》报(后恢复《劳动报》原名)以《为命运更“糟"的“受挫者"呼吁》为标题，刊登了我的一封来信。全文如下一一

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几期《把受挫者变为奋发者笔谈》后，很有启发。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反映一些情况。

我是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十年内乱到云南农场“接受再教育"，后来顶替进了第三机床厂，做模具钳工。去年，我报考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厂里开始不同意，理由是“专业不对口"。经我苦苦哀求，立下保证书不影响生产，才勉强同意，开了介绍信。后来考取了，要组织部门审批，厂里又不同意，理由是“你读书要占用生产时间(三个半天)。"

我自去年9月入学以来，坚持月月完成生产定额，读书所占用的半天时间，全用业余时间弥补。我进厂四年，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一直是全勤：无论读书或不读书，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即使这样，领导对我参加业余学习还是一卡再卡。

最近，电大又要开学了，没想到领导又在追查是谁批准我去读书的，要采取措施，读书的时间按事假处理，或者不允许再读下去。我向何处“伸冤"呢?

我讲的只是读报后的一点心里话，供你们参考。望编辑同志为更多的命运还要“糟"的“受挫者"呼吁一下吧!

上海第三机床厂余杰

这封来信的排样寄给厂里后，厂领导经过研究，已同意余杰同志去读书，不作事假处理。我们欢迎厂领导这种态度。

编者

当时的《上海工运》报开展这个问题讨论以后，我是有感而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只是想反映一些发生在基层的情况。没想到报社的编辑打来电话，说要刊登这封信。他们同时把信的小样寄到厂里，为此厂领导很恼火。他们找到我，希望不要发表这封信。我回答他们，发不发是报社的事情，允不允许我读书是你们的事情。报社还专门派了一位记者来到我的车间找我了解情况，当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很同情，鼓励我坚持读书。几天后报纸刊登了我的信，在厂里引起了轰动。厂领导很被动，叫组织科的领导找我谈话，意思是刊登这封信厂里没有同意，是我自己的事情。要我对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检查。但是对于我读书的事情只字不提，算是默许了。我想，大家都要退一步，于是我表示只要能够同意我读书，要我怎样检查都可以。以后检查也没有写，书照样读，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好在车间里的领导和我的师傅都很支持我去读书，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来追查我的读书事情了。现在想想也很好笑，读书竟然这样难。我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些厂领导，对于读书的问题，他们所处的位置有他们的考虑。我要读书有我自己的考虑。对于读书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地形成了一致。使我感到高兴地是，由于这封信的刊登，我们厂里后来许多青工纷纷报名读书，厂里都开了绿灯。在这个问题上，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内心讲，我对于期间帮了我许多忙的人是心存感激的。

我不会忘记为了读书的三个半天，厂领导上要我写下保证书，不影响工作；我不会忘记我的师傅对我说的话：没关系，我来帮你完成任务；我更不会忘记父母亲说的话：就算事假扣工资，我们补贴你。书一定要读出来，否则将来你怎么生存!我想不是所有的人有我这样幸运的。我们一个班级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后盾"，读了半个学期只好放弃了。

今天的孩子们听到这些事情，会感到不可思议。我在女儿考上大学后，讲述了这个故事。女儿听了以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