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城市很少有漫天飘雪的天气。生活在上海，虽然有冬天寒 冷的体验，但没有白雪皑皑的感受。在童年的记忆中，有一个特别冷 的冬天，窗外飘起了雪花，第二天，家里的北窗上竟然有一小片晶莹 剔透的冰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致，感到那片小小的像花一样
南方的城市很少有漫天飘雪的天气。生活在上海，虽然有冬天寒冷的体验，但没有白雪皑皑的感受。在童年的记忆中，有一个特别冷的冬天，窗外飘起了雪花，第二天，家里的北窗上竟然有一小片晶莹剔透的冰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致，感到那片小小的像花一样的冰凌是那样的纯美，并在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1968 年，高考制度废除了，我们都面临着被安排被分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书——《冰凌花》，作者是林青。我好奇地打开书，才知道这本书是歌颂北大荒垦荒战士的。当年铁道兵、十万转业官兵从战场转向茫茫荒野，在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上支起马架子，描绘北大荒大规模垦荒新画卷。王震将军亲笔写下了“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的诗句。从书中我才知道，在寒冷的北方真有一种叫冰凌花的植物，又叫冰了花、冰凉花，是一种在寒风暴雪下开放的花朵。冰天雪地、四野茫茫，在冻土中萌发，迎着暴风雪昂然开放。想想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景像，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花朵。这本书正是用冰凌花的精神歌颂垦荒战士的。书中讴歌了垦荒战士不畏艰难战天斗地的形象，也叙述了垦荒者“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浪漫生活。“一群新来的垦荒人，在莽莽大草甸马架子旁，围着篝火，听老垦荒者讲着动人的故事。”书中描述的场景一遍一遍地打动着我。当时我们正年轻，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和幻想。那能在冻土中迎雪开放的冰凌花，那一望无际的草甸子，那熊熊燃烧的篝火，那群无惧无畏的垦荒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放弃了到上海沪东造船厂的安排，自己到区劳动局上山下乡办公室讨了一个去黑龙江军垦农场的名额。三天后，乘上北去的列车奔赴北大荒。
1968 年的北大荒并没有书中描述的情景，已看不到成片马架子的粗犷，也看不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生态，更看不到“围着篝火听老垦荒者讲故事”的浪漫。当时的三十三团虽然还有不少土坯茅草房，但也建成了成排的砖瓦房；虽然不少连队晚上还要用煤油灯，但电线已在接通中。成片已开垦的沃土上，种植着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这里已成为祖国东北的一个大粮仓。没有和脑海中那幅幻图吻合的现实，多少有点“遗憾”，而一想到我们即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我将能见到那朵能顽强地从冻土中钻出、汲取阳光的奇异的冰凌花，我的梦也将成为现实。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又一代垦荒者的知青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八岁，刚跨出中学校门，有着恢宏的理想，有着激情的涌动，要在这片黑土地上画出一幅不凡的图画来。然而现实的军垦生活是日复一日的出工收工：春天，手拿着锄头、簸箕，刨坑、点玉米种、抓猪粪撒肥；夏天顶着太阳锄草；秋天弯腰收割，晒场翻晒，扛麻包入粮囤；冬天在冰冻三尺的土地上抡镐开挖排水沟。知青们开拖拉机、养猪养马赶大车、脱坯烧砖建房、伙房烧灶做饭，每项工作都那么平凡，那么不易，那么艰辛。想想如今十七八岁的孩子或许还需父亲接送上学，母亲做饭洗衣叠被呢。那时，现实拂去了理想的浮尘，我们有过痛苦，有过彷徨，但我们选择了直面，选择了坚忍。想想当年的老铁兵、转业军人，他们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有的参加祖国的铁路大动脉工程建设……他们中不乏战斗英雄、工程模范，他们也有理想抱负，他们头上的光环足以去实现更大的抱负，但他们来到了这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开启了垦荒的新篇章。或许一代知青来到这里，就是通过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来建设祖国的粮仓，通过人口的栖息和聚集来实现边疆的安宁。因此当后来一批批比我们更年轻的知青来到军垦时，我们俨然以老职工自居，对他们点拨和开导了。我想起林青的书中对冰凌花的描述，它从冻土中破出，迎着寒风开放，但不争艳，短短几天的花期，又悄然离去。
多么像北大荒一代又一代的垦荒人啊！我刚到农场时，分配在六连。和很多连队一样，六连的老职工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老铁兵、转业军人、山东支边青年及投亲靠友者，文革中也有些派系，但干活都很尽力，对我们知青也都很友好。不久，我们就认识了大多数老职工，老职工也能叫出了我们的名字。当时连队晚上总要开会，每次开会，我总看到有一个老职工，小小的矮矮的个子，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着刀刻一般的皱纹，他总坐在暗暗的一角，这是连队最不起眼的一个职工。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贵州人，是个转业老铁兵，因为家里贫穷，长相不佳，一直未娶亲，1959 年来了一批山东支边大姑娘也没人看得上他，所以一直是单身。他本有个挺斯文的名字叫敖元学，但因为个子矮，脸黑，大家都叫他敖土豆。他不苟言笑，只有在我们尊称他一声“老敖”时，他嘴角才会流露出一条柔和的曲线。当年的老敖曾经跟着队伍转战南北，到农场后是个普通一兵，什么脏活累活儿都干过。他从没怨言，活儿都干得很出色，大家都说他干活像牛一样，使蛮力气。那年，老敖调到伙房，我和他在一个厨房干活。他依然使蛮力气干活，什么脏什么累，他干什么。那时，连队的公厕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坑，四周用树枝搭个简单的围栏。一到冬天，几天不清理，冰冻的粪堆会越堆越高，人们就无法下蹲了。这活儿虽然不归老敖管，但他经常拿个镐头把高出的粪堆清理掉。单身职工得了病，伙房会做一碗葱花面作为病号饭。有一次，天寒地冻竟下起了雨，地上很湿滑，一出门就摔跤。老敖主动去给病号送饭，他用棉手套紧紧捂着面，双手端着，一步一滑硬是把病号饭送到病人手里。后来，我离开了六连，不久听说老敖也调到了其他连队在猪舍干活，再后来，我听说老敖娶亲了，妻子是一个死了丈夫拖着3 个孩子的寡妇，因为生活所迫投奔农场，老敖娶了她，成了3 个孩子的父亲，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五口人。我暗暗为老敖庆幸，总算有个热炕头可以靠一靠了。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在一个刮大烟泡的夜晚，猪圈的母猪正好要下崽，老敖整夜守候在母猪旁，到天快亮时才忙完事。回家时，仍是漫天的飞雪，呼啸的狂风，四周白茫茫一片，几百米路，老敖竟未能找到家。直到第二年冰雪开化时，人们才在离连队不远的排水沟里找到了他的遗体。我未能见老敖最后一面，但那矮小的身躯、黑黑的刻满皱纹的脸庞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他那样的普通，就像一颗掉入泥中没人捡的土豆；他静静地来，又轻轻地走，像很多老一代垦荒者一样，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不会有多少人记住他的名字，但他却是成就这块黑土地骄人业绩的一员，就像那朵神奇的冰凌花，尽全力为寒天冻地增加美，人们还未看清它，它却悄然离去了。
在北大荒有千万个像老敖这样的普通职工，也有一批有才能有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着自己的才华和青春。我曾在团部宣传股当过见习干事。宣传股股长老冯是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年人，中等个头，清秀的脸上留有岁月的痕迹， 更透着聪慧和灵气。老冯的大名叫冯文启，是三十三团的第一笔杆子，农场的重要文稿、重要报告、重要经验总结，大多出自于他的手笔。听说他有过随军记者经历，有过部队政治部工作的经验积累。老冯说他没有太高的学历，但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多难多烦的材料，老冯总能一气呵成，而且观点明确，思路清晰，数据准确，事实殷实。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既高兴又忐忑。但老冯却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他耐心地指导我如何组织活动、如何收集材料、如何搭建写作框架、如何组织文字。我每完成一份材料，他都会仔细阅读，认真修改，每一处修改他都会给我分析改动的原因；但他又尊重我的劳动，即使有一个“的”字可用，他也决不会去涂改。可以说老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认真最负责的老师。但是最使我难忘的是老冯的人格，这种人格体现在他的以实为本的撰写指导思想中。经常挂在他口上的是三句话“到连队去”“摸清情况”“不要拔高”。那时，宣传股人手不多，团部没设秘书科，宣传股显得特别忙碌。但老冯坚持要我们经常下连队，我在宣传股的这段时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在连队度过的，有时刚从一个连队回来，洗好的衣服还没晾干，下午又到另一个连队去了。因此我也接触了各种农活：点种、锄草、施肥、割豆、砖窑脱坯、收玉米棒、挖排水沟、康拜因收割、甚至开着履带式拖拉机翻地。白天干活，晚上写材料，累是累了点，但心里感到挺踏实的。老冯审核材料，对事实的真实性的把关比对文字把关更严格。记得那时每年都要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他对那些先进事迹材料总要一遍一遍核对，修改，直到事实清晰为止。老冯最恨的是材料的拔高。全团的年终工作总结，对一年取得的成绩估价是“巨大”“很大”“较大”还是“较好”，他也会斟酌一番。他不讲过头话，也不让我们讲过头话。想想那个年代，一个宣传工作者，能这样做是多么不容易。这也是他求真务实人格的充分体现。老冯的这种人格感召影响了我一生，成为我“做事要实、做文要实、做人要实”的三实人生信条的启蒙和榜样。老冯在北大荒贡献了他的才华，也培养了许多宣传干部、宣传报道员。
老冯退休后和子女一起在秦皇岛安了家，他现在已年近90 高龄。在我的心目中，老冯多么像那朵把美留给茫茫四野、冰天雪地的冰凌花啊！
经过几年的磨砺，一代知青在北大荒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成为农活行家里手，有的成为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涌现出优秀赤脚医生付松珍、以全菊英为车长的三八包车组、中医麻醉士钱华等一批先进典型；更有一批知青挑起了指挥连队生产，组织连队生活的大梁。如奚忠其、朱金鸟、刘国润、陈佩芬、李小沪、李峰、韓在辰、裴海荣、郭新元、朱爱文、马琳、潘家元、陈颖、傅矢修、杨润芳、施连久、任葆青、赵华生等等，都先后担任了连队正副连长、指导员。
在众多的优秀青年中最让我灵魂受到震撼的是张荣震。张荣震是上海四平中学1966 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时入的党，在校时曾作为出国深造的培养人选，在即将起程出国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北大荒，安排在十四连。或许是他年长一些，或许入党早较成熟一些，或许是他的吃苦耐劳，聪明能干，或许是他的大哥范儿，在连队很快获得大家的信任，他是三十三团最早从知青中提拔的指导员之一。当然，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当年那些老高中的知青都有这样的魅力。只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坚韧、磊落和高洁。当时，连队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反标”就夹在连队办公室的报纸中，作为指导员的张荣震拿报纸时，“反标”和报纸就捏在他手中，当然他就是第一嫌疑人了。这个案子惊动了师团两级，连队进驻了师团两级工作组。张荣震作为嫌疑人被隔离审查，和当时的“牛鬼蛇神”一起干活。在整个过程中，他坦然面对，白天和“牛鬼蛇神”干重体力活，晚上接受专案组调查讯问。他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坦然；直到案子侦破，他恢复原来的职务，仍旧那么平静，也不抱怨，继续抓好连队的工作。这种荣辱不惊，顺逆坦然的风范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他正是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
张荣震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结婚后，他仍旧那样坦荡荡地做人，他对团里的水利开发提出建议，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现役团长面对面提出意见，每年年底召开的连以上干部意见听取会上，他从不顾及领导脸面，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对我说，以后小孩长大了，可以有出息也可以没出息，但做人一定得要坦坦荡荡。
回上海后，张荣震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1992 年4 月26 日，那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张荣震在嘉定县组织一部宣传生态的公益片的拍摄。期间接到回宣传部开会的通知，嘉定县委要派车送他，但他执意坐公交车回城。不幸，在途中换车时遇车祸因公牺牲。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静静地走了，我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他就像那不畏风寒、坚强、高洁的冰凌花，短暂的开放，留下了自己的美就悄悄地离去了。
在北大荒的十一年，我一直没见到那位写《冰凌花》的作者林青（据说他是某师的一个宣传干部），也没看到过毛莨科侧金盏花属的冰凌花。但我并不遗憾，那一批批前赴后继奋斗在巍巍山岭、莽莽林海、漫漫湿地、幽幽绿野的垦荒人不正是我心中的冰凌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