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国家领导人先后去逝，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万万没有想到，灾难竟然也会波及到芸芸众生中的我，一个远离上海家乡，漂泊在诺敏江畔的一位游子。1976年，我27岁那年，在查哈阳被逼进了人生的绝地。

 一、绝地劫难

我在50团6连担任司务长的时候，有两点是我这辈子值得自豪的。一是我始终坚持一个理念——食堂的工作人员是第一线的战友“养活”的，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并且，向每一位到食堂工作的人员强调我的这个思想。二是我自己不享用食堂工作人员的“定伙”待遇，自己在外面和大家一样买饭票就餐，这又是一般的同行做不到的。我和食堂炊事员一起养猪，种菜，研究粗粮细作。为各地战友回家探亲，筹集当地的土产和全国粮票。六连食堂的伙食和核算管理在全团是有名气的。有一年国庆节，因为我们的32道菜谱还惊动了团长。我们自己建立的当日核算制度，还在全团各连的食堂推广过。

当年的大厨邬峰强，前几年撰文回忆道：“记得吴祖康在担任连队司务长的时候，两年多的时间，六连食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养猪，养鹅养鸭，种菜（大青萝卜、莴笋、菜花、芹菜、茄子、青椒、西葫芦、卷心菜、水黄瓜、旱黄瓜等），种黄豆。一些自种的新鲜蔬菜只卖2、3分钱。每逢各地战友下乡纪念日还要准备聚餐。每到春节来临，他就四处采购木耳、葵花籽、黄米、红豆、蘑菇等特产，提供给战友探亲带回家，并准备大量全国粮票。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粗粮细作，我记得蒸过金银卷子、两面玉米面裹着豆馅的发糕。将冻白菜用凉水拔过，做烂糊肉丝。祖康是个闲不住的人，跟着他，我们没少受累。”

我当了将近三年连队的司务长。这个活计，赖人干不了，好人不愿干。由于司务长沾钱沾物，在连队的经济活动中，有一些特权。很多干过司务长的人，不管是知青还是当地老职工，成了那个年代的另类人物。每次政治运动，都成了靶子。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政治第一，发动和组织接连不断的运动。  1976年夏天，全兵团广泛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当时的兵团现役军人和农场干部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政治运动成了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我可能是因为和“农场派”关系比较密切，也就成了“现役派”的打击对象。进驻6连的工作组，用莫须有的罪名，对我隔离审查，把我关进“牛棚”。

1976年8月4日，工作组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当天就气汹汹地宣布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惊慌得不知所措。我呆了，傻了。我是知识青年，我是兵团战士，怎么一下子成为罪犯？我怎么会是经济犯罪的贪污犯？我不明白，永远也不明白。看到一起下乡的同学，朝夕相处的战友，曾经推心置腹的朋友，都躲我远远的。看着不明真相的老职工，对我嗤之以鼻。我的心碎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洗清我的不白之冤。我流过泪，我也想到过轻生，我想用我年轻的生命，去还我一个清白。那时我才彻彻底底地明白了，啥叫失去自由。也彻彻底底地知晓了，自由对于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多么的宝贵。

直到11月18日，才结束一百多天的“牛棚”生涯。在一百多天的隔离过程中，我“享受”了当年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待遇”。我从连队的知青干部，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在一名监视人员的看守下，天天干着贬低人格的被人歧视的下贱的活计。晚上，我被关押在四面透风的小仓房里。悲愤难忍，欲哭无泪。四肢像散了架一样，动弹不得。在被隔离的时候，写了好多倾吐悲愤的诗词。想不到最后落到了工作组手里，并在大会上公开宣读，成了我抵抗运动，死不悔改的证据。   

工作组组长吴联亮，公开在批斗会上说，一定要整出吴祖康贪污1000元的罪行，判两年徒刑才罢休！在我失去人生自由的情况下，他们四下收集我的贪污罪证。最后定案，是有一两个人书面证明我收了钱，而食堂的账目上没有记录为由，将我定罪。事实是，我收的钱，都换成了食堂的饭菜票入账了。我无法证明自己。当年的保管员已经回城，他们也不去调查。我当时坚持的最有力理由就是，如果我贪污了，那食堂的库存，肯定要在月底盘点的时候发生亏损。而每个月底的盘点，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工作组根本不容我申辩，将我的话置若罔闻。反而，一再逼问我，贪污的钱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获得自由后，当初作证明的人，偷着向我道歉。承认是在工作组的压力下，不得已作了伪证。

2009年4月25日，在五十团上海知青联谊会筹备会议上。当时特地调到工作组，整理我材料的原团部报道员，他的一席话道出内情。他在会上说：“工作组罗列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意图把祖康整成罪犯判刑。对于老吴的为人，我因为曾经去过6连麦收工作组，是了解的。司务长工作之出色，也是团里都肯定的。在那个年代，我在团部工作，难免会卷入“阶级斗争”的漩涡，运动中伤及一些老职工干部与知识青年干部。我记得基本路线教育中，受到冲击的还有19连的副指导员。其实，那样做我是于心不安的，迫不得已的。所以，上次联谊会开会碰到祖康时，我就要表示一种愧疚与歉意。对那段历史，我不会装聋作哑。我们还是知青朋友，今后还要联系。”他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提到当年我受到的冤屈和他的歉疚之意。

二、绝地悲情

兵团的日子很艰苦。尽管机械化程度很高，但大面积种植，人力的劳动满负荷，劳动强度超出了人的生理极限。春耕春种，夏锄夏管，秋收秋尾，冬天修水利。那时，男知青帮女知青接一根垄，女的热泪盈眶。女知青帮男知青洗一件衣服，男的感激涕零。可想而知，苦和累到什么程度了。在艰苦的环境下，各地的知青男女之间，很容易怦然心动，迸发出感情的火花。兵团这个特殊的环境，成全了许多的患难夫妻。我和周建新，就是这样的缘分，至今仍在互相支撑着，互相帮衬着。

我们是在1976年春节回上海，探亲假快结束的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记得我们确定关系后，到双方家里和家长见了面，就到了返回黑龙江兵团的日子。理应一起作伴回去，该是一次浪漫之旅。遗憾的是，我受连队学校的朱广顺老师的委托，一个人要先去他的山东老家，接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回连队。我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先去了山东。在山东的那几天，思绪难平，我只能写诗表达我的心情；“ 前日相伴灯下行，今晚独自烛下思。昼夜远离千里外，何时重会故里市。”还有一首；“胶东乡村独吟诗，难言胸中思心炽。怀亲痴念表不尽，挚友何解泪中辞。”

我带着一大三小离开村子，辗转到了济南火车站。那个年代，客车还没有实行对号入座。我在上海的时候和几位战友约定，他们比我晚两天出发，一路上先帮我们占了几个座位。我们一行五人才免去在车厢里站立两天之苦。一路平安地将他们母子四人带回了连队。从上海出发前，我的妻兄埋怨我，只顾老乡委托，不顾女朋友之忧。我心里很是不安。没成想，紧接着我就遭受到这场劫难。

我被工作组“隔离审查”后，许多人都劝建新，借这个机会解除盟誓之约。不要一错再错，会后悔一辈子的。面对风言风语，面对工作组的威严的情势，建新强忍泪水，不卑不亢地说：“我相信吴祖康是清白无辜的。即使有问题，我也等他从‘牛棚’里出来说清楚了。人不能落井下石，我等他！” 建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还特意买了烟和水果，送到牛棚里来。不能见面，通过工作组转交。她写了封情书，夹在里面。这份情书引起了以后的一系列风波。我记得信里面有句话，一直铭记在心。她在信里说；“伤心过后，还是要继续前行。只有一个人能和我终生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你。你是月亮，我是星星。”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没有月亮，漆黑一片。但我心中被她称作的月亮，却格外皎洁明亮。建新象满天繁星一样，虽然没有月亮耀眼，却竭尽其所能地贡献出自己的微光，万里夜空才点缀得那么美丽诱人。我心绪如波涛汹涌，当即写下了“寒意袭来送暖衣，泪湿衣襟思如潮。”和“音容笑貌耳边绕，近在咫尺泪沾襟。”的诗句。

建新是69届初中毕业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是在6连出名的好姑娘。她身材不高，但面目清秀端庄，身上浸透着上海女孩子的娇柔和纯真。她本分老实，心灵手巧。在连队科研班里是个台柱子。她没有花花肠子，认准一个理，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没有错。1976年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把我打入牛棚。我和建新的恋情，也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多亏了建新对我坚贞不渝的爱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说句老实话，没有建新的支撑，我很难熬过那100多天的牛棚生活。

我曾经想轻生过。然而，我没死，因为我不能死。因为，有一个人不让我去死。是她，在那个我人生黑暗的时刻，给予了我生的力量。

1976年10月份，打倒“四人帮”消息公布了。一直到了11月18日晚上，工作组才将我解除隔离。没有足够的证据给我定罪，找个台阶下，给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欲盖弥彰，在经济上要逐月从我的工资里，扣除担任司务长期间，所谓的“贪污”和给私人“送礼”的资金，一共凑了1000多元。当时的工资每个月才32元，每个月要扣除20元，只给我12元的工资。这样，瞒天过海，欺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将我置于说不清道不明，而不能抗拒的境地。

当天晚上，我在被隔离住的场院窝棚里，写下了被囚禁一百多天最后一首诗；“萧萧冬夜雁南归，昏昏傍晚往家回。时令已近寒月到，百十日逝终有没。”

 三、绝地反击

这场劫难，明面上暂时告一段落。但留在我心里的创伤，永远不会平复。在连队里，我会一直抬不起头来，经济收入上也维持不下去。我决定上山伐木去，每月可以收入额外的补贴和补助。当时上山伐木，是解决经济困难的好途径。规定除了在连队的工资照发以外，实行“计件津贴”。伐每立方米木头，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分钱，如果按一天100立方的工作量算，每天可以拿到两块钱，这在当年是很高的收入了。这样，我可以尽早地填补那个巨额的“赔款”。尽管扣除我1000多元的所谓“贪污款”是冤案，是奇耻大辱。但我也要凭满腔的悲愤，超强的体力透支，极限的体力惩罚，去证明自己。在我的意念中，以这样的方式，实行绝地反击。让6连的群众评价，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1977年的年初，我和连队的四位战友一起去大兴安岭伐木。我在途中火车上，给建新写了一首伤感的离别诗：暮冬日斜晚风吹，白杨树旁离别悲。遥遥相望一回回，泪淌双颊湿眼眉。多情自古伤离别，更恨相聚时短微。虽是远离千里外，隔山隔水心如贝。

我们6连上山的5个人，除了曹建华做检尺员外，其他四个人都是大锯手。到了山上进入原始森林，我们时刻面临着各种危险。老职工告诉我们：莫说砍伐的树木向错误的方向倒下砸向伐木工人，哪怕就是一根长十厘米的枯树枝受力反弹，一旦被砸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我们一人一把弯把锯，开始了伐木活计。因为都是生手，开始几天累得人都脱力了。神经特别紧张，尤其是在大树即将要倒下的那几分钟，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后来，连长看我们的效率太低，就让我和小戴学用油锯。油锯看着省力，但是危险性更大。

一棵20多米高的松树，在林中倒下时，足以让初见者胆战心惊。从根部锯断之后，先是慢慢地倾倒，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呼呼作响，势不可当地砸掉所有阻挡它倒下的物体，最后“轰”的一声砸在林间雪地上。雪花四溅，断枝横飞，地面震动。直径几十公分，冬天冻得发脆的松树，“顺山倒”时可以摔断成几截。

伐木过程中，险象环生。危险的是“打半子”、“座后炮”、“回头棒”、“吊死鬼”，还有最危险的“摘挂”、“坐殿”。所谓“打半子”，在伐木时把树的根部锯到直径的一半左右时，大树突然劈裂倾倒，一半猛然翘起，就是在大树倒下的过程中被其它的树干档了一下，整棵树被挡得突然向后弹跳。“回头棒”则是大树倒下后被压弯的小树（多是白桦树，很韧）突然又反弹回来，很容易打人个冷不防。

“吊死鬼”就凶险得多了。冬天的红松树枝很脆，大树在倒下时树枝与没有倒的树相撞，有些树枝撞断后就挂在了别的树上随风摇晃，像吊死鬼一样。一旦掉下来落到头上、身上，一定非死即伤。有时候，被伐下的树挂到别的树上落不了地，这就叫“搭挂”，树伐倒就叫“摘挂”。摘挂是伐木工最危险的活儿，特别是摘“连环挂”。“坐殿”的原因大概有三条：一是树干笔直、树冠匀称，二是树干比较粗大，三就是赶巧这时候没有风。

遇到“坐殿”很麻烦，因为外力就可以破坏的平衡，使它可以随时倒向任何方向，使人防不胜防。按照伐木工人多年流传下来的说法或是规矩，遇见“坐殿”是不能跑的，跑动所带动的气流会使大树倒向跑动的人。也是不能喊的，据说大树专门倒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这时候就要把帽子，衣服什么使劲扔出去。据说带起的空气扰动可能就会使大树歪倒。这份工作的危险性，还都让我和小戴遇上了！

一天下午， “咔嚓......”随着一声巨响，一根树干从天而降。砸向正在双手端着油锯作业，却没有戴安全帽的的小伙子。好在他还机灵，听到异常，意识到遇上“吊死鬼”了。马上身影一闪，树干一下子齐刷刷地插进了没膝深的雪地里。树杈还是刮到了他的左眉梢，鲜血从他的额头流下糊住了左眼。刚才还轰鸣作响的油锯声嘎然而至，他已经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不远处正在帮他踩树毛子打道的小戴，急声呼喊“祖康，祖康——”一面急急忙忙地飞奔而至。小戴埋怨道：“虽然我们要赶进度，你也不能把安全帽脱了啊！还算好，没有直接砸到你的脑袋上！”小伙子左手捂着脑袋，心有余悸地回到5里外的山上营地。这个小伙子就是我。要感谢上苍，让我死里逃生！

我和小戴都很玩命，他比我小四岁，是69届上海知青。小戴干活很毛糙，也发生过一次差点丧命的意外。那天他伐木，我当助手，帮他踩树毛子开道。我在不远处，侧身看到他正在伐的那棵大杨树，将要向边上的一棵弯倒在地上成弓状的桦树倒下去。我急忙大喊一声，当心“回头棒”！他一惊，赶紧把油锯扔掉，本能地跳起来想跳开原地。只见倒下的树冲着那颗弯倒树砸下去，马上又顺着滑下。树根扫向了小戴。他还是没有完全躲开，刮到了一个手掌。至今，他的那只手还是一只变形的手。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这些经典的唱段，成了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冰天雪地。我们每天踏着过膝的积雪，从早上七点上山干到太阳落山，回到营地天色早已黑了。冬季大兴安岭的积雪足以没过膝盖，有时甚至齐腰深。我们从大腿到双脚都长时间在冰雪中浸泡，湿透的鞋和裤子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中结成冰，冻得生硬。回到工棚内，在火炉边烤，冰雪烤化脱下鞋裤后用力一拧，满地的水，好像刚在水中泡完一样。除了大年除夕，早点收工吃顿年夜饭外，基本上天天上山伐木。中午在山坡上生一堆火烤火，吃着炊事班送来的清汤和糖包。

1977年1月4日到1977年4月18日，1977年10月3日到1978年2月26日，我上山伐木两个冬季共计九个月的时间。我和建新苦苦相思着，煎熬着。在茫茫林海雪原里，我无时不刻地眼巴巴地盼着建新的来信。那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苦痛之中的希望，都是驱散我身心疲惫的力量。我弟弟送给我一些有特殊标记的信封，每次从一大堆邮件中，一眼就能认出她的来信。可惜这些信件都找不到了。 

通过两次上山伐木，我刻苦专研油锯的维修技术，找到了自信，也体会到了尊重。1978年底，我已经准备办理病退返城。那年带队的一连周连长，点名要我参加伐木队伍，而且答应我不用上山干活，只负责造材和油锯维护。我已经忍受不了相思之苦，没有答应他的邀请。

我那时的工余时间，忙里偷闲也好，闲暇之余也罢，都用作吟诗作词上了。当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伐木结束，虽然疲惫不堪，我坚持用这些词句，记录自己对建新的情感和对命运的抗争，也用这种精神增加自己坚持下去的力量。穿林海，跨雪原，“怨”气冲霄汉。抒“悲”情，寄“情”志，面对群山。以此度日，以此明志。

寻常团聚多绵情，别后思量梦更频。每忆携手遥游景，痴念断肠想碎心。          

             1977年10月18日于大兴安岭

秋澄夜静万里清，手执信笺缅忆情。圆圆美糕甜似蜜，超越千里寄深情。                    

             1977年10月19日夜于大兴安岭

廿五生涯多艰辛，荆钗布裙终殷勤。自幼挑尽千万担，身磉胸内藏丹心。相处时微仅半载，犹如纯珏海似情。虽是阵阵恶风吹，难断藕丝不溶金。                  

             1977年11月13日于大兴安岭

雪岭繁星满苍穹，伶俜灯下心潮涌。山崎林深路遥遥，思逐北风情滚滚。故人故乡时时念，相逢相笑夜夜梦。莫蹉冬初暂时别，终擬相逐飞云中。                 

             1977年12月3日夜于大兴安岭

                    1977年12月28日夜于大兴安岭

忆江南二首 新年好

新年好，旧岁又一消。身居老林念亲朋，心飞浦江会倩俦。热血化冰涛。

新年好，春至日不遥。莫恋昔时欢夙夜，更有绿草携手聊。花艳人更俏。       

             1978年1月1日夜于大兴安岭

无题

长恨见面言语浅，不如别后情谊深。今朝南北两地分，恩爱脉脉万重心。    

            1978年1月2日夜于大兴安岭

梦后诗

悠悠飞走情，同乐在阳春。山中一百日，长念心中墩。

                    1978年1月10日夜于大兴安岭

长相思  思友人

星相哎，雪林皑。黛色冥冥盖松槐，独自思故宅。

一天天，一夜夜。朝暮想念难断爱，终日勉强捱。

                     1978年1月17日夜于大兴安岭

卜算子 盼春到

时久居山林，长夜难入寝。耳畔犹闻倩友音，影伴余身近。

怎忘昔年景，温柔缠绵情。峻林难隔鱼水情，常盼春如锦。

                         1978年1月22日夜于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寄故乡亲友

 独进深山沟，日长心亦愁。初春旭辉暖，万里白雪厚。

松枝含远思，林清宿烟收。眺望云深处，永怀故乡游。

              1978年2月7日（正月初一）夜于大兴安岭

忆江南  夜思

不眠夜，月牙落西斜。辗转复翻难入睡，心飞越过万重叠。何事断音接？

*建新半月无信，心中不安。不知为何？夜难入眠。

             1978年2月12日（正月初六）夜于大兴安岭

两年有感 

白云悠悠春自来，残冬辞去又一载。难忘园寺樾下景，分分秒秒暖心怀。相逢不如离别长，心花胜却百花开。遥想故乡千里外，人虽未归心已回。    

             1978年2月19日夜于大兴安岭

旭日艳艳映群山，松林浩浩送客早。百五日渡胜煎熬，终有今日返征道。披荆斩棘又为何？心有余懑难诉告！只盼能把满腔血，洒遍五岳四海涛。       

在1979年4月，办理病退返城手续的时候，经过我的一再申诉，当地农场党委撤销了强加给我的处分。退回了我被冤枉扣除的钱款，并允许我把干部档案放在我的档案里带回上海。其他知青都不让带回，对我也算是一个例外，算是法外开恩。我的老领导齐文江场长解释道，工作组的当事者人去楼空，没有办法彻底平凡，只能留个尾巴。当时因为急于办理返城手续，只想把给我的处分解决了，不要再放在档案里带回上海。没成想，由此留下了终身的隐患和致命伤。

80年代我已经是上海一家化工厂的副厂长。在发展我为中共党员时，组织上外调了解到，我年轻时在兵团曾犯过经济方面的错误。个人的申诉苍白无力，永远抹不掉那张白纸黑字。入党泡汤了，这成为我一生中的疮疤，一辈子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