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时时会想到老鄂，实际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很深的交往，却一直不能相忘。 写下鄂金峰这个名字时，我一直在想四连还有人能记得他吗，他在四连待的时间太短了，就几个月，以后到师部医院工作，再也没有回来过。想来北京知青们应该
不知道为什么，我时时会想到老鄂，实际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很深的交往，却一直不能相忘。
写下鄂金峰这个名字时，我一直在想四连还有人能记得他吗，他在四连待的时间太短了，就几个月，以后到师部医院工作，再也没有回来过。想来北京知青们应该还能记得他吧？因为是他去北京接人的。
他是哈医大的毕业生，1969年和上海知青差不多前后脚到的四连，分在三排参加劳动。我们都叫他老鄂。他稍矮的个头，有一张生动的脸庞，宽宽的额头下是那双有神的眼睛。记忆中稍厚的嘴唇总是带着微笑，是个和善的人。套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儿一个“邻家大哥”的形象。那时，我们排里数上海知青姚于新年龄小，个子也小，老鄂就总把他当成小弟弟看待，关照他、呵护他，那些日子里他俩几乎形影不离，那份友谊一直保持到多年以后。
文革前，大学生还是很稀缺的，哪像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大学生，不值钱。他们那拨可是真金白银，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一个医大毕业的学生，很受大家欢迎。在四连的那段日子里，老鄂没少为别人看病，记得他经常为行走不便的老孙头扎针灸，也常上老职工家去给家属看病，四连的老职工都亲切地叫他鄂大夫。
老鄂大部分时间得和我们一起参加大田劳动，那时正是夏锄时节，我们整天在地里除草。夏天是东北地区的雨季，时不时会下雨，有时天上飘过一片云彩就是一阵雨，把我们从头到脚浇个透，一望无际的农田，躲也没处躲，很快我们也就习惯了。只是那雷暴雨，现在想起来还有恐怖的感觉，旷野里雷声和闪电是如此惊心动魄，置身其中，你在内心会对大自然产生一种深深地敬畏感。那是如今坐在电影院看张艺谋们花上亿元的大制作所无法感受的。
每次乌云从远处过来时，我们就焦急地等着连长的哨子，但往往是要等到大雨落在身上，哨子才会吹响，此时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往回跑，实际上跑也没用，早就湿透了。有一次，雷声已经响了好一阵了，眼看一场瓢泼大雨就要过来，可连长的哨子就是不响，直到大雨倾盆倒在身上了，远处才传来哨音。此刻，雷声大作，闪电一个接一个落在附近的沟子里。我们急忙往回跑，小米（米崇华，回乡知青）扛着锄头，连蹦带跳地跑着。老鄂见状，一边高叫：把锄头放下！把锄头放下！一边手拉着姚于新，把他摁在地上，自己也弯腰蹲下，我回身见天津知青王克平也半蹲在地里，这才反应过来，心里生出一阵恐慌。事情过后，大伙儿议论，开玩笑说，懂得越多越胆小，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我们这些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老鄂对下放劳动锻炼似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抱怨。每天都是有说有笑地和我们这些知青在一起。只有一次，有人说起一同来的另外一位女大学生（大概是齐市医专毕业的），说她分在师部医院。老鄂才说：我还是分在兵团医院的呢！文革期间提倡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大学生的分配去向一般都不好。留在城市机会更少，如果能分在兵团医院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但最后他还是下到了连队。
老鄂有时也会和我们闲聊，聊一些过去看过的小说和电影，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到电影《林家铺子》，他揶揄剧中的寿生，说他和林小姐结婚，倒插门成了林老板的招女婿，我那时还小，听不太懂，现在想来可能是说寿生有“吃软饭”之嫌。又一次，说到小说《子夜》，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太上感应篇》，感到很投缘，一下子就亲切多了。实际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太上感应篇》是篇什么东西，只是觉得作者放在小说开头，又是老太爷随身携带，时刻不离的一本书，一定有什么寓意吧。直到多年以后，一次在台湾，旅游车上放着一些供乘客阅读的小册子，大部分是佛经之类，其中就有《太上感应篇》，拿来翻看，才知道是教人行善的警示语录，觉得现在的领导同志倒是应该看看。
时隔多年许多事已经淡忘，能记起来的还有一件事：那年夏锄到一半的时候，我拉肚子了，躺在炕上。有一天，老鄂也没有下地，因为他的女友要来看他，女友是他的同学，正在别的地方劳动锻炼呢。已经记不得他女友长什么样子了，但感觉和老鄂很般配，性格也好，她进屋帮着老鄂收拾一下东西，他们就出去了。当时，老鄂看我在翻看自己带来的照相簿，就顺手拿出他的照相本让我看，我看到里面有大学生活的照片，也有一些红卫兵游行和集会的照片，这才知道他还是个充满激情的人，那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理解的政治热情。
夏锄没有结束，老鄂就去北京接新知青了，记得他临走时我们还说，到北京要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客观地向北京知青介绍，尤其是困难的地方。老鄂笑着答应了我们，不知道当年他是如何向北京知青介绍的。没过多久，老鄂带着北京知青回来。这次他在四连几乎没有停留，就直接到师部医院去工作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是后来有一次和北京知青聊天时，不知怎么的提到老鄂，他说，我们就是被他骗来的。这次我笑了，在那个环境里，又能有几个说真话的呢？老鄂也就只能如此这般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真怨不得他呀。
连里时不时会有人去师部看病，顺便就带回老鄂的消息：说他结婚了，把家安在师部；又说他回哈尔滨进修，回来成了外科医生；还说他是我们五师医院的“一把刀”……总之，他在师部医院干得不错。
1976年4月我病退回上海，1978年底知青开始大返城，以后知青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北大荒，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一晃快四十年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个人的命运也大不相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坎坷更多些。有时想起老鄂，不知现在何方，生活还好吗？论年龄也该是爷爷辈的人了，真心祝愿他健康幸福。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