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16岁，恰是花季时代，却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查哈阳兴修水利返回时乘解放牌敞篷卡车，大家都站着，半夜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车开一段后停下，让我们下车活动活动暖暖身体。时间一长我们都已经冻得手脚不听使唤，大家又冷又饿，我们的娇小姐傅丽娜哭了。我不停地劝她，劝到后来我也哭了。

由于我是迎风站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脸冻伤了。车一到连队，我跳下车直奔宿舍烤炉子，李毓华班长见状马上起床，穿好衣服拉着我来到雪地里，用雪使劲在我脸上搓。但为时已晚，我的脸迅速膨胀起来，胀的难受，眼睛成了一条线，嘴也歪了。后来我就住进了团医院，直到出院脸上还贴着大药布。母亲在上海知道我出事了，连夜给关指导员发来电报，要求给我假期回上海治疗。归途中到哈尔滨转火车，一上一下我的脸又冻伤了一次，起了好多疙瘩。一到上海，母亲带我去了第六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听了我的自述，检查一下，神情严肃地在诊断书上赫然写下“红斑性狼疮”几个字。母亲顿时脸色煞白，我自知情况不妙，害怕极了。母亲再带我来到内科就诊。医生看了之后说我病状不象红斑性狼疮，症状也没有。经过一系列检查，化验报告单推翻了之前的诊断，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轻松了。母亲还到上海咖啡馆买了块蛋糕给我吃，算是给我压惊吧。在上海养好了病，带着亲人们的千嘱咐万叮咛，依依不舍地回到北大荒继续我的再教育。

由于那年水涝，为了抢收，我们起早摸黑地泡在地里，没有一件衣服裤子是干的，整天跟个泥人似的。我得了关节炎，每次发作时两条腿不能动，好像不是自己的。记得有一次发作时正好在馒头山，腿已迈不开步，站也站不了，我只会哭。排长高玉霞派了三名战友轮流背我下山，一路上还安慰、鼓励我，给我讲王杰，刘英俊的故事．就这样“哄”到连队卫生室。周潮明卫生员用六七根扎针慢慢的刺人我腿上的多处穴位，有麻麻的感觉，有时扎的针是从腿的左右两侧穿过，蛮吓人的。去黑龙江就怕冻坏身体或得关节炎，老天就是这么眷念我，考验我，还好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