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初中还未毕业的我，就顶着个知识青年的帽子，从上海来到了安徽省临泉县插队落户。四十多年了，我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当年插队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已经朦胧，但对一个人，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发印象深刻。他就是当时的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孙
1970年7月，初中还未毕业的我，就顶着个知识青年的帽子，从上海来到了安徽省临泉县插队落户。四十多年了，我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当年插队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已经朦胧，但对一个人，却随着时间的增长，越发印象深刻。他就是当时的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孙宝廷。
初识孙公安特派员，是在我插队到安徽临泉县邢塘公社大半年后。那时，我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初夏的一个晌午。我去公社参加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三干会”。到了公社，我照例欲去负责知青工作的老韩处小叙，见到老韩屋内已有位汉子在与老韩谈事，我便知趣地退出。那位汉子随后便回到自己的宿舍兼办公室去了。他离开时，朝我点点头，礼貌地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老韩说，刚才那位是刚由长官公社调来的公安特派员老孙。那时，不知是因治安好，还是警力弱、经费少，许多公社仅有一名特派员负责日常的公安工作。
没多久，我又一次去公社办事。那天傍晚，我刚进公社大院，就听到老孙屋内传出悠扬浑厚的坠琴声。我喜欢拉二胡，听到琴声，就向屋内张望。老孙见状，忙放下琴，起身向我打招呼：“你是老佘吧（当地人对知青不论男女，均在姓氏前加一老字相称）？我听老韩说起过你，说干得不错。从大上海到我们这个穷地方，受委屈了吧？”我则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便扯到拉琴上，说：“琴拉得不错啊，我也喜欢拉琴，是二胡，瞎拉些小曲，苦中作乐。”“不能那么说，拉琴一是解闷，二是陶冶情操。琴棋书画四大雅，琴占其一，会点，总不坏。”老孙说。
这次，才知道他大名叫孙宝廷。我对老孙打量了一番：他四十开外，结实的中等身材，圆圆的黑脸膛，挺直的鼻梁，眼睛不大却很有神，有威严感；他说话时中气很足，这可能是职业习惯。
与老孙交往频繁并有深谈，是在1972年冬季。或许是因为我曾抓过逃犯，受到县里和公社的表彰的缘故，那年公社抽我参加对“五类分子”的评审工作。
评审工作是对“地富反坏右”所谓的“五类分子”进行考评、甄别，给一些表现好的人“摘帽”。依当时的形势，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评议，又要客观公正地作出结论，再报县里审批。
接到通知，我即打起背包到老孙处报到。老孙当即就将我和另外四人编为一组，派往距公社二三里路的于老庄大队。当晚，老孙顶着寒风，骑着自行车赶到住处看我。说：“这次全公社就抽调了一个上海知青参加评审工作，请珍惜这个机会；空闲时多看看书，有兴趣就练练笔，写点东西，我指的不仅仅是写评审报告。”因为有拉琴的共同爱好，谈着谈着，我们就谈到了音乐和文学等。那时，我随身带着一台黄山牌三管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老孙看到后，就说：“你还带着收音机，很好，常听听新闻和音乐，好处多多。收音效果可好？”我说：“还行。”便顺手打开了收音机。恰巧，电台里正热播陕北民歌《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等文艺节目，我和老孙都很爱听。老孙边听边合着旋律打着节拍。那晚，老孙一直在我这里待到夜深后才起身，理了理衣服和挎在腰间的驳壳枪，骑车离去。
后来，我又被从大队部派往距公社稍远的一个村庄蹲点。白天走访社员，找被评审对象谈话，了解情况；晚上则组织社员大会，讲政策、提要求，请社员评议，忙得不亦乐乎……老孙隔三差五地来指导工作，畅叙，听文艺节目，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投机。老孙曾动情地说：“所谓的‘五类分子’，大部分属历史遗留问题及政策上的原因所致，不是这些人有多坏。这次评审，我们是根据上级的精神，认真做好工作；既要掌握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能宽些就不妨宽些；毕竟这关系到他们本人以及亲属的尊严和利益啊。你还年轻，没有体会，但做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想。关于这些，我也不便多说。”
那年冬季特别寒冷，屋外积满了厚雪。一个夜晚，我披着破袄，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跺着脚、搓着手，写着评审报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写的评审报告，在当年的评审工作中受到好评，工作业绩得到了表彰。至今，我仍精心保存着当年评审工作的奖状。我深知，这些成绩饱含着老孙的心血。老孙不厌其烦地讲述撰写报告的要求，调整报告的结构，纠正报告中的文字差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老孙教我勤查字典，多请教无声的“老师”。这个习惯使我获益良多。
评审工作顺利结束后，我又背着背包回到自己的生产队，与老孙的接触就不多了。但只要我到公社，我必定要到老孙处畅叙，老孙每次都能给我以指点。
1973年初夏，公社进行知青文艺聚会，还特地邀请老孙参加。老孙用坠琴拉了段河南小曲，我则用二胡拉了一曲刘天华的《光明行》。老孙听后，连连叫好，说：“知青眼下虽苦，但光明在前，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我知道老孙是在给处于困境中的我和大家鼓劲。
那次聚会后不久，老孙就调到公社粮站当站长，据说那是对常年奔波辛劳的老孙的照顾。当时的粮站站长是个肥差，权力大，利益多，但许多人都说，老孙人很正，从不知在位谋利。我到粮站送公粮时，多次见到老孙和颜悦色地向发牢骚的送粮人做着解释工作，并给他们以帮助。
同年秋后，我接到了去南京上学的通知，当即告诉老孙。老孙很高兴，连说可喜可贺。说：“能上学深造机会难得，须珍惜啊！临走前需到粮站办理粮油转换关系等手续，你来找我吧，有什么难处尽管说。”
几天后，我办齐了其它手续，便用板车拉了一些红薯干等粮食，到粮站兑换粮票和办理粮油转移关系。又见到老孙，我说：“我上学后将由当地供应商品粮，这次按规定用原粮兑换成粮票后，我将全部留给尚在农村的知青，他们需要粮票。”老孙听后，连说：“好，好！在你比别人略顺时，不忘他人，并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难得，难得！你走时，可以告诉你的同伴，有困难来找我，我在粮站工作，能提供方便就尽量提供，知青背井离乡，生活不易啊！”
到南京后，我曾给公社的老韩等写过信，但老孙处，我仅请别人代为问候，这也是老孙的意思，他说多写信会分神，影响学习。其实，我知道那是他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的职业习惯，是尽量减少与别人的文字交往，以免日久生事。
1978年后，我曾两次回到公社看望过老孙，相叙甚欢。之后，因常年从事野外地质工作，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便渐渐地与老孙失去了联系……
四十多年来，我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但对老孙的印象非但未能淡忘，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别人或许不信，我与老孙交往这么多，竟没有在同一场合吸过一次烟，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吸烟？更没有同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酒。据说，老孙是能够喝两盅的，但我却没和他在公众场合喝过酒。这在物质条件虽差，但迎来送往等应酬多多的当年，实属不易。
古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我算不上君子，但与老孙的交往，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君子之风，老孙是我成长之路的良师益友。他对我的帮助不是本篇小文所能尽述的。
四十多年了，老孙已逾八十，依老孙的为人处世，他是完全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的。在此，我要对老孙说：“您三十多年前的小友谨以您当年对我说的话‘长相忆，莫相忘，在心中’作为小文的结束语，并遥祝您健康、愉快、幸福！”
（作者系原安徽省临泉县插队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