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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 难以忘怀的文化生活

    2017年 08月 20日
    来源:《广阔天地 终身难忘》征文 作者:张国康 点击:
    寒风中的“文化盛宴 ” 这“文化盛宴”,说来寒碜,只是一场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那些年,对于我们这群从大城市走来,被称作“知青”的大孩子来说,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便是体现在这最简单和最传统的形式上。今天,若要访问当年的知青,问到那时候看得最
    寒风中的“文化盛宴” 
    这“文化盛宴”,说来寒碜,只是一场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那些年,对于我们这群从大城市走来,被称作“知青”的大孩子来说,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便是体现在这最简单和最传统的形式上。今天,若要访问当年的知青,问到那时候看得最多的影片时,《列宁在十月》、《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奇袭》肯定榜上有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早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奇袭》中的美军士兵声嘶力竭“探照灯,探照灯——”的喊叫,如果用在电影放映中途忽然停电的场合,哄堂大笑声会给予喊叫者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当那块极具诱惑力的白布在空地上架起时,大人孩子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纷纷搬上小凳子佔领有利位子,来晚的为了取得最佳地点,有人会像表演杂技般站在单车上,有的爬到树上,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使隆冬季节,照样人山人海。观众都是厚棉衣褁身,长围脖捂嘴,大皮帽压眉,只露出两只眼睛。放映中观众反响强烈,有一次放映解禁的罗马尼亚老电影《多瑙河之波》,影片中出现男女主人公接吻的镜头时,观众中一阵骚动,老乡们都用一种起哄和莫名的笑声表达著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赞许和欣赏。


    那一年我们的筑路队宿营地虽然紧靠铁路线,但是电影队却从未前来“劳军”。因为对电影的渴望,知青间常常传言,说某晚在某林场放映什么电影,于是我们会结伴徒步几个小时追踪而去,有时候如愿以偿,有时候免不了“情报”有误。有一次,听说某林场放映的是《看不见的战线》,这是一部朝鲜拍摄的、惊险样式的谍战片。慕名已久,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收工后一队人马兴高采烈地沿着铁路徒步两小时前去,想不到情报还是部分失误,放映时间应该是明天晚上,只能败兴而归。但是第二天大家仍然兴致不减,不辞辛劳地再次徒步前去,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这种惊险片我们已经久违了,回来的路上,大家一面议论着影片中的情节,模仿着特务接头的暗号,一路说笑,踏着夜色归队。大兴安岭的夏夜特别短,当我们远远望见筑路队帐篷的时候,天色渐亮,脚下的铁轨和枕木已经清晰可辨。而时间只是凌晨三点而已。


    书的饥渴 我的阅读经历
    回想起来,知青生活每天劳作之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一个锅里吃饭的弟兄们回到宿舍吃完缺油少盐的晚饭,便开始围坐在油灯下胡侃神聊,题材广泛漫无边际,我们把这种聊天形式命名為“恳谈会”。那时除了报上的老生常谈,可读的文字寥寥无几,于是“口头文学”顺势而上,能说会道的于兄讲起《梅花党》和《绿色尸体》,眉飞色舞,听者如痴如醉。这几部文革中民间文学的典型作品,故事悬疑,加上恐怖元素,又经过讲述者的即兴发挥,更加扑朔迷离。这位于兄就是再创作者之一,每到关键处,他都会故弄玄虚,来一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真正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我们当然不满足“口头文学”的惊险离奇,一部不知从何而来,残缺不全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又让我爱不释手。这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吸引我的是其叙述手法的深入细致。它的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每晚在油灯下捧读,直到灯油耗尽,还意犹未尽。可惜,没有读完,就被一个更加飢渴的战友“抢”走了。
    后来,不知是谁弄来了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虽然已经破旧,但却成了我们最珍贵的读物。这是一本文革前大陆出版的享有广泛声誉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许多今天的学界精英也都受益于它并怀念着它。像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更是情有独钟。就是这几本不起眼的小书,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油灯下值得回味的夜晚。它在我们中间周转,为了留住其中的美文佳作,大家还认真做着笔记。我至今保留着一本当年的读书笔记,上面大部分的书摘就来自于这本《中华活页文选》。像辛稼轩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李密《陈情表》中的“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曹操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至今记忆犹新。也让我们的“恳谈会”增加了兴趣盎然的题材。那些个夜晚,我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种种磨难和困苦也在清谈中烟消云散……三十多年后,在上海福州路某书店,我忽然发现重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如老友重逢,亲切之情油然而生,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因为,这是我和插兄们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一段难以言说的传奇。
    当年閲读的飢渴,真如同饿汉坐席。一天深夜,一位插兄夜半醒来,见我还在挑灯夜读一本肃然无味的文革出版物,若有所思,犹豫良久,从箱底翻出了一本已经破损的旧书。这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我喜出望外,同时也被这位插兄对我的信任深深感动。要知道,在那样的年代,除非知己,这样的书是不会轻易示人的。以后的每个深夜,我就会与欧也妮相会。因为是仅有的一本好书,常常舍不得多看几页,就象一个叫花子觅得一顿好饭,舍不得囫囵吞食一样。
    可是乐极生悲,那天深夜因为沉浸在欧也妮的世界中,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查铺的连长已经悄悄站在我的床前。一切都来不及掩饰和解释,那书名已经宣判了它的死刑,我眼睁睁地看着连长从我手中抢走了它。
    几天以后,看连长情绪很好,就以为有机可乘。我悄悄地钻进连部,搭讪着给连长递上一支烟,脸上满是讨好的微笑。连长接过烟夹在耳朵上,却掏出烟叶袋,顺手在桌上取过一张小纸片,专心至之地卷起喇叭烟来。天哪,桌上那一迭裁的很整齐的卷烟纸,竟是我视若珍宝的《欧也妮》!一阵怒火在胸中燃起,留下了一句国骂,甩下莫名其妙的连长,匆匆离开连部。

    愤愤的心情好几天才慢慢平静下来。这能怪谁呢?连长,一个识字不多的山东汉子,当他明白了一件东西的真正价值以后,是绝对不会轻易去破坏它的。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价值连城的东西被毁,更何况一本小小的书呢。


    禁固年代 谬斯的诱惑
    记得第一次从知青连探亲回家,当列车行进在江南大地上时,伴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和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咔咔声,忽然听到广播中一阵波澜壮阔的钢琴声。这是复出的钢琴家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旋律,这是经历了文革最沉闷岁月后久违了的声音。站在车门旁,江南的田野在眼前飞驰而过,悠扬的旋律如甘露般流进心田,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上山下乡离开上海时,我在箱子里装上了在南京路「庆福星」旧货商店花12元钱买来的一把小提琴,另一位知青曹兄则带了一把更为廉价的二胡。傍晚收工后,《病中吟》《豫北叙事曲》《白毛女》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我们常拉的曲子。我们都不是好的乐手,但在这样特定的环境里,这些舒缓悠扬的乐曲常常打动着自己和这群异乡的游子。有时候,隔壁的女生就会好奇地问,昨天晚上是谁在拉琴,真好听!好听的曲子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是禁曲,好在穷乡僻壤的北大荒,除了上海知青,没人听懂我们拉的是什么。
    知青小吕会弹琵琶,会拉手风琴,他的父亲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他的加入使我们的音乐氛围更浓,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切磋的机会。如泣如诉的琴声飘出帐篷,在夜空中回荡,这使得我们自己也十分享受。一天早上,工队里一个一向沉默寡言的“监督劳动分子”悄悄对我们说:“你们一定是想家了吧,我从你们的琴声中听出来了。”能从我们的琴声中听出思乡之情,大概这个被监督劳动者也是一个外乡的文化人吧。
    有一天,学生连来了一个会唱戏的客人,他是一个东北籍排长的哥哥,听说是满洲里京剧团的演员,于是大家很有兴趣地前去看望。他和弟弟盘腿坐在炕上喝酒,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唱了几段京剧《红灯记》的唱段,果然字正腔圆。在大家的鼓动下,我和曹兄也拉琴助兴。后来,这位满洲里的京剧演员有意让我们加入他们剧团的乐队,可是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虽然,那个年代“文艺”和“样板戏”很吃香,“文艺人才”更是“抢手货”,但是我们对离开知青大家庭缺乏底气。虽然环境不尽人意,毕竟是同龄、同乡,更有志趣相投的同伴。
    即使后来参加了工作更加艰辛,生活更加枯燥的筑路队,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心爱的小提琴。
    报到的那一天,还未正式开工,我和小吕心情都不错,便用手风琴和小提琴合奏了一首当年红极一时的阿尔巴尼亚乐曲《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正兴致勃勃时,连长大人闻声而来,大声责问我们拉的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无言以对,为了证明我们演奏的是正经“玩意儿”,就又拉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永远的朋友》。这是当年阿尔巴尼亚军队歌舞团访华演出时,专门创作的毛泽东关于中阿友谊的语录歌曲。大概它的洋腔洋调,还是遭到了连长大人的训斥。为避免他的误解,我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语录歌。他的语调仍然十分不屑,但还是怏怏地走了。当年,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它的歌舞团访问中国,受到极大追捧。正是因为这些歌曲的欧陆风格,使只看八个样板戏的中国人感到耳目一新。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这位拧紧了革命神经的连长大人解释,也只能扫兴地偃旗息鼓。
    酷暑的八月,传说要在我们筑路队召开“现场会”,有地区领导带领的代表团蒞临指导。筑路队领导琢磨着也有表现一下的需要,于是决定组建一个宣传队,届时为领导表演助兴节目,我和小吕也有幸忝列其中。这种“官办”形式的小团体,虽是临时性质,但是可以排练为名逃避烈日和汗水,无疑是大家既羡慕又无法仿效的“肥缺”。但终究是短命的,代表团在经过我们这里的时候,没作任何停留,“现场会”和“蒞临指导”皆成泡影。筑路队领导苦笑连连,一腔热情被晾一边,倒是让我们这些得了便宜的人在一边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