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鄂
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是鄂伦春族聚居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和108名上海、齐齐哈尔及北安知青一起度过了青春年华。1970年至1984年底期间在鄂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铭刻于心的美好记忆。
我们的村屯是新鄂公社，地处沾河河畔，这是鄂伦春人1953年定居时选择的“风光宝地”。乡村四周青山环绕，房屋、街道非常整齐，每家院子里都种着各种植物和蔬菜。尤其是一条条清清的沾河自南而来，到了村边潇洒地甩过一个大弯，顺着东山边向北飘然而去，河的上游就是高高的兴安岭和浩瀚神秘的大森林。每到夏天，草地里黄花菜盛开，一片橙黄，还能闻到不知哪里来的野果香味。在那清澈见底的沾河大甩弯子，人们在水中游泳、嬉戏、消解一天的疲劳。每到秋天，金色的麦浪滚滚，豆海茫茫，果实累累，每到冬天，到处银装素裹，天地仿佛融合在一起，唯有山顶上的青松在高傲地独唱。每到春天，嫩苗吐绿，大地回春，处处充满生机。
197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挑着水走在街上。晨曦中，但见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屋后一排排白杨绽出青青的嫩芽，西山上一片片有松树、柞树、黑桦、白杨、白桦等和一些尚未完全融化的冰雪所构成的美妙的图案，真是身在仙境，人在画中。新鄂公社地处小兴安岭北坡，到处都是肥的流油的黑油沙土地。在那里主要种小麦、大豆、少量种些玉米、小米等，而且基本风调雨顺。我们的主食是包子、馒头、小米稀饭，苞米碴子是改善伙食吃的，每到食堂做苞米碴子时，女知青们都要用铝锅装上满满一锅，留着慢慢品尝，在那里我从来没有吃过窝窝头。新鄂的山上到处都是宝。木耳、榛子、猴头菇满山都是，野地里有一圈圈蘑菇、一片片黄花菜，还有许多中草药。秋天还能采吃那甜甜的臭李子树的果子，或到山边低洼的塔头甸子采吃又酸又甜的嘟柿。然而新鄂最值得夸耀的是野味，那时我们经常可以尝到鄂伦春猎民打来的狍子、野猪、犴、黑瞎子等，还有野鸡、野兔、飞龙鸟等许多野味。其中犴鼻子、熊掌、飞龙都是当年奉献给大清皇帝的贡品。有时还会品尝到鹿场的鹿肉。鄂伦春人认为，鄂伦春猎民都有一双好眼睛，正式因为吃了这种具有清火明目功效的生狍肝、生腰子的缘故。
新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党和国家的多方面照顾。在我们知青到达时，这里就已经有许多拖拉机等农机设备，农业生产已经达到75%的机械化。人工主要是用于铲地、割豆子、掰玉米、脱粒，冬天上山打柈子，采伐等。当时我们的劳动都是记工分的，一个工10分，知青一般都在8分以上，而我们新鄂大队一个工的价值在2元左右，是相当高的，所以当其他地方插队知青向家里要钱要物时，我们新鄂大队知青总是带着二百、三百元钱回家，带上当时上海紧缺的木耳、黄豆、豆油、榛子、葵花籽等回上海。
新鄂大队养鹿场，在我们知青没有去以前一直是以捕捉为主、饲养为辅。每年的夏、秋、冬季，勇敢的鄂伦春猎民在深山老林中捕获那野性的马鹿，然后送回鹿场进行圈养。夏天割鹿茸产崽，秋天配种过冬。年复一年，鹿场一天天壮大，知青的到来使鹿场增添了新的活力。到1973年共饲养马鹿100多只。鹿场占新鄂大队农猎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1971年春节，是我和上海知青在新鄂大队第一次过春节。大年三十，在知青食堂举行宴会。由全体上海知青，齐齐哈尔知青参加，（宴会有16个菜，有鄂伦春族丰盛的美味佳肴）新鄂公社副书记（鄂族）朱殿明，大队支部书记（鄂族）孟锁柱，大队长（鄂族）孟德林，一起到知青食堂，祝贺春节，拜年，一起唱歌跳舞，使知青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也感受到鄂伦春山村民族风俗。
架线
1977年，逊克县开始酝酿为新鄂公社架设国家电力线。新鄂公社是以鄂伦春族为主要聚居的地区，架设国家电力线，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鄂伦春族进步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元旦，时任新鄂公社副主任王安全主持架设国家电力线各项筹备工作。新鄂大队支书、鄂伦春族关长文和新春大队大队长杨国华率领两个大队的社员上山采伐用马爬犁运输，筹备了落叶松电杆。
从逊克县军马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三分场三连到新鄂公社有七公里，这是国电离新鄂公社最近的距离。新鄂公社地处沾河畔的平原谷地，三分场三连地处西山岭上。一条公路（土道）从三连一直到新鄂公社，我们沿着公路（土道）旁边竖立电杆。
5月中旬，我们分三个小组架电。第一组由我负责加高电杆，对不够高的电杆需用品字型和加绑腿的方法，接长电杆；第二组由上海知青王德贵负责挖电杆坑；第三组负责立电杆并铺设高压线。三组由新鄂大队鄂伦春族电工莫永生、李心田，上海知青高根林、冯国庆等其他两个大队的共有十几名社员、知青一起参与。上海知青孙从义驾驶着“28胶轮”运输电杆和各种电力器材。在县农业局技术员的指导下，社员、知青在电杆上预先安装好横担瓷瓶。
我和上海知青张海生、北安知青等6名知青，先接品字型电杆。张海生用锛子锛成电杆的平面，然后用铁钻钻成一个串洞，用串钉串好，接着用绑铁丝围成六至八圈绑牢，用铁丝做成围钉钉在围丝上，上下两个圈做成围丝，最后用三根电杆（其中两根截成3米长电杆）拼接在一起，完成了加高的品字型和加绑腿的电杆的任务。
新鄂、新春大队二十几位社员、知青用支杆竖起了电杆。挂线时，莫永生爬上了第一根电杆上，在横担上瓷瓶中进行绑线。王安全一声号令，大家一起用力拉紧了铝线，然后用紧线器紧线。第二趟开始了新的挂线，从新鄂一直到三连，使两个崭新的高压器放到新鄂、新春两个变压器上，县电业局技术员先后安装了两个大队的变压器。由县电业局检查审核后，通过了架电工程。
架设国电引入山乡是鄂伦春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上海知青们、北安知青们有幸参与这一盛举感到特别的自豪。从干部到社员，从老人到孩子，从老师到学生，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喜庆中。
1977年6月的一天，随着鄂伦春族第一代电工莫永生手拿长柄绝缘棒，准确对准跌落式高压开关，在变压器强大电流的推力下，代表全公社各族群众合闸送电。顿时，新鄂公社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鄂伦春族同胞相亲与上海、齐齐哈尔、北安的知青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庆祝公社接通了国家电力线，颂扬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四化的幸福心情。
一场山火
说到火，最可怕的要算山林着火，每逢春秋两季，干枯的草甸子、朽木等都会引燃成燎原之势。
1984年5月上旬，我在新鄂鄂伦春民族乡担任党委副书记和新鄂林业站站长陈振国一齐到茅兰河新点下乡。重点任务是要护林防火的工作。
在新华村里，我俩和村干部一齐商量播种黄豆的事宜。突然上午9点多，在新华村靠近曲曲河畔东面山上腾起一股浓烟，并迅速地扩大开来，东山上着火啦！
这是春季护林防火最重要一刻。我立刻命令：新点三个村民迅速进入，新华村离着火点时最近的，农民马上上山打火。其它两个村民立刻进入东山着火点，全力以赴打山火！不到一刻钟，三个村农民陆续出动了近150人，当时东南风有4级至5级，阵风有6级。我俩组织得力，新点农民行动迅速，不到一小时山火就打灭了，避免一场重大山火。
这是我下乡后第三次参加扑打山火的战斗，心情既紧张又亢奋。我们抵达了火场的第一线，站长陈振国立刻下达命令，用镰刀砍下周围树木的树梢，绑成扫把，制成我们打火的唯一武器。火头已突入树林南侧白桦林，一股股灼人的热波裹挟着白桦树皮和烟尘扑面而来。打扑山火千万要避开火头，顺着风向沿着火龙从后往前打，一旦风向变化我们要赶紧撤到已经过火的安全地带。
绕过火头从火势较弱处顺风扑打，烈火浓烟令人眩晕窒息，不时有火星飞溅到脸、手和脚上，刺痛钻心。我俩高喊口号奋力扑打，没有人退缩，有的农民用树梢打烂了就用镰刀砍下树梢，绑成扫把，成为打火的武器继续扑打。我们就像林火的随从，说是蔓延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就这样一直把山火打灭了。
我和陈振国以及三个村干部紧接着进行火场清理，调查了失火原因。经过我俩一天一夜认真细致地分析的工作，在新胜村调查摸清了，最后决策：是倪盛章失火嫌疑人。
经过时这样的：这场山火，是在新胜村农民倪盛章上山打木耳盖，在山里抽烟引起火灾，这天一早5、6点钟倪盛章带着大木耳盖工具上山，在山里抽烟违反了护林防火的各项制度。他以为烟熄灭了，留下了火种（火星），他也以为火星灭了，他在8点左右便回家了。倪盛章把抽烟包扔在山里，火星慢慢地蔓延了，最后着火了。导致在大约在9点以后，这时一阵风（6级左右）刮起大风，火借风势着起来了，就是失火原因。大约山林过火面积达30亩。
破案一天一夜的时间便抓住失火者。我俩第二天上午在孙吴县奋斗乡政府打电话后，下午逊克县护林防火办公室“北京”吉普车直接开到山林现场，马上拘留失火嫌疑人倪盛章。
1984年逊克县政府授予我记大功奖励。表彰陈振国1984年为逊克县林业局先进工作者。
采伐
1970年3月，我17岁从上海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新鄂大队下乡插队落户。“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对第二故乡的思念，留下了人生最深刻的一段回忆。
我已调任新鄂公社党委秘书，1976年12月一周时间，和公社10名干部和工人一起到逊克县茅兰河分岔采伐点采伐，公社要建办公室，需要木材，自己采伐。
乘坐28胶轮拖拉机，途径有60公里的简易山路，冬天下雪以后，经过拖拉机行驶压实后，便成了一条雪道。拖车上堆着我们的行李。12月下旬，零下30多度，我们穿好了鄂伦春人打猎的狍皮大衣，戴好了貉克、猞猁皮帽子，穿好了用狍皮毛袜子和“奇哈密”靴子，即用狍腿皮做的靴子。28胶轮在雪道上行驶，进山整整跑了四个小时。靠这些防寒的鄂伦春人穿的衣物，还真是管用，要不然哪，准会冻僵的。到了采伐点，住在逊克县林业局采伐点的棉帐篷里。我和公社地方道班工人上海知青陈扣弟是一组，用一道锯采伐。陈扣弟几次到采伐点采伐，已经是一名熟练的采伐工。
第一天早晨，在出发之前，打好绑腿，我们分别扛着大号、二号大锯和长柄斧子，背着中午吃的干粮和咸菜，背上一个用保温棉套套上的装满开水的军用铝壶。从住地走到伐木的林子，足有3里地，地上积雪齐靴深，林中树木密匝匝，枝枝杈杈的，不时地刮着我们的衣服，抽打我们的脸。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行进在树林间和雪原上。领队的在前行，一脚踩出一个深印，后人依次踩在前人的足印上，拉出一条通往树木采伐点的路。
这片小兴安岭森林蓄积了落叶松等多种树种，十分茂密，我们主要采伐落叶松。落叶松枝繁叶茂，树高干直，挺拔而立，木质较硬，每棵直径有30到80公分左右。我虚心向陈扣弟请教，学到了小少采伐知识和技巧。
采伐落叶松，通常先看好这棵树的枝杈针叶较多的一面和哪一侧大树倒向及基本无粗壮树木阻挡，来确定大树倒向后，按这棵树的倒向，先下匝（锯）拉锯，后上匝（锯）拉锯。用上铁楔子，这棵树便可以采倒了。我们使用大锯一人把一头，对坐或跪在地上，锯口对准位距树根30公分处，开始把着锯把一来一去地拉锯，并随着锯口的深度，打进楔子以免枷锯。拉断后，伴随着我俩“顺山倒”的震山撼林的喊声，这棵落叶松轰然倒下，庞大的身躯把雪地周围的小树灌木砸得一片狼籍。拉锯拉得满身大汗，我们俩摘掉帽子，脱下外套，挥起长柄斧，打枝削杈，然后造材，把原木按尺寸锯好，即锯成4米或6米的“楗子”。检测完毕后，我们长舒了一口气，。身置于这浩瀚的林海雪原之中，瞭望着这好似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们显得很兴奋，一身疲劳顿消。
每天晚上，陈扣弟都把大锯的锯齿用锉刀锉一锉，直到锉“快”为止。这也是个技术活儿，只有锯齿锋利了，锯木才能省劲出活儿。
伐木三天，都很顺利。可到了第四天，有一棵落叶松与一棵白桦树搭挂。“搭挂”就是一棵粗树被锯断，却搭挂在靠近的另一棵树上，就是不倒。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把邻近的另一棵树放倒，使这棵树直接砸在松树上，这样，两棵树同时放倒，这叫“摘挂”。采伐中最危险的事就是遇到“搭挂”和“摘挂”。而此刻我们俩在“摘挂”时，这棵落叶松咔咔作响着直朝我的方向砸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扣弟急中生智，用斧子猛地顶了一下即将倒地的落叶松，只见这棵树偏移了一些，轰然倒在了我的身边，这时，两棵树几乎同时倒在地上，好险啊！我俩呆立了片刻，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采伐组经过一周的采伐，圆满完成了采伐指标。我们循着原路，一起回到了新鄂公社。
1977年元旦后，我带领两位上海知青陈扣弟、侍德余和一名当地社员（公社雇工车老板）崔焕文共4人，再次去采伐点。侍德余是公社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我们仍然着一身鄂伦春猎人的猎装，分别坐两个马爬犁，从凌晨3点到太阳西下时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任务是“倒套子”，把分散的原木楗子用马爬犁拉出密林，“归愣”起来，堆积成便于汽车和拖拉机装载运输的愣场。
倒套子，须先用斧子砍掉阻碍前行的杂树和灌木，清理出爬犁能够通行的一条通道，然后开始运送原木楗子。我们分为两人一组一个爬犁，从早到晚，一天里大约干上七、八个小时，中午在森林里野餐，点上篝火，烤饼就咸菜，吃的满香的。歇息一会儿，继续出工。
收工后，在冰冻的茅兰河面上用斧子砍了几块冰，放在爬犁上，运回到帐篷里，点火，化冰烧水，做饭，还用一个旧的大油桶改成的火炉子烧木柈子取暖。晚餐为了解乏，大家各自喝了几两老白干烧酒，边喝边侃，连躺在通铺上都不闲着，讲故事，说笑话，还可着嗓门嚎上几段“样板戏”，真可谓豪情满怀，其乐融融呢。
第三天起床时，我感觉四肢疼痛，浑身发烧，是感冒了。吃完早餐，服了随身携带的镇痛片，咬咬牙，坚持带领大家一起出工干活，当天感冒就好了。经过六天的艰苦劳动，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倒套子和归愣的任务。
快到春节了，伴随着风雪来临，寒风吹过的老树林树梢声，骏马嘶叫声，拖拉机轰鸣声，唰唰的锯木声，，威震山林的“顺山倒”的呼喊声，耳边“样板戏”的震耳欲聋声……如同交响乐般在我的耳边回响，好似波涛汹涌的海浪在我胸中翻滚，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回忆。
在广播站里工作往事
1971年3月到1976年底，我在公社广播站担任广播员兼线务员，同时负责看管维护逊河至新鄂的广播线路。
197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骤雨瓢泼而下，随着闪电“咔嚓嚓”雷声“轰隆隆”巨响，广播站的扩大机“砰”的一声，电子管被雷电击中，避雷器被电击，炸得稀烂，其硝屑飞迸满屋子。与此同时，全公社、大队住户中的大部分小喇叭也都遭到了雷击而损坏了。
这个不小的突发事故，着实令我震惊和不知所措，我赶紧理清头绪，迅速摸底调查各户广播小喇叭损坏情况。公社鄂伦春族干部李金山家里，一个盆大的火球猛然穿进了室内，幸好无人伤亡；新鄂大队副大队长鄂伦春族吴贵文家的小喇叭砰然迸射出火花，着起火来，家人惊吓之余，眼见火渐渐熄灭，也不敢上去触碰；供销社主任鄂伦春族莫义生的妻子玛哈依尔.勒赫彦正在家里做皮活儿，家里的小喇叭突然被雷电击坏，冒出青烟，她吓了一跳，嘴里串出一长溜儿“波列气”*出来，针扎了手指也不知觉......统计下来，50多家的小喇叭被烧坏了线包，这在鄂伦春聚居地还是头一回发生。
与县广播站联系好后，我赶紧奔赴县城，购进了修理扩大机的部件和小喇叭连接线、舌簧等应用零件，先修好了各户损坏的小喇叭，全都安装了新的避雷针。到各户修理时，还慰问安抚了猎民和社员。当我在广播室加紧修理扩大机的时候，心中不免暗自庆幸过，出事那天下午我恰好不在广播室，不然，很难预料结果会怎么样。
逊克至新鄂的广播线路，当时属于县到各个公社的三级线路，是联络沟通中央到地方基层的政策、指示和精神食粮的重要纽带。从新鄂公社至逊河公社距离有近30公里，平时就由我和逊河广播站工人看管维护。不管天寒地冻，刮风下雨，一旦出了故障，县站的线务员也会来，同我们一起抢修线路。
维护广播线路，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就需要克服不少困难。这段线路的三分之二紧靠公路，三分之一或走农田，或穿过树林，或翻山越岭，这是我们线务员徒步遛线（査线）最辛苦的工作，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只要遇到断线，断线杆，先向县站汇报，而后立即背上工具袋前去巡查检修，修好后向县站说明故障原因。做线务员工作六年中，我徒步巡视遛线有15次。
侯建新在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广播站播音室工作照
记得1972年8月初，连下几天大雨，洪水泛滥，逊毕拉尔河河水猛涨，急流冲跑了河岸的线杆，广播中断，我和逊河站、县站的线务员迅速组成抢修小组，运杆，立杆，接拉线，仅用了一整天就使广播恢复正常。1974年5月间，逊河镇沾河大队一个农民烧荒，导致了沾河大队村北1.5公里处的3根线杆被烧断，我马上到新鄂林业站买了3根线杆，调用新鄂大队“55”胶轮拖拉机运到立杆处，与赶来的几位线务员很快修好了线路。1975年10月末秋收后，新鄂公社新春大队拖拉机在大队村北2.5公里处的田地里翻地，转弯时压坏了线杆的拉线，使线杆倾斜，崩断了广播线，我急忙赶去独自维修好了线路。
为了提高线务员们的专业技能，1975年9月，逊克县举办了全县各公社广播站工人（维修管护线务员）技术训练班，学习收音机修理等，办班结束后，由逊克县广播局副局长刘敬义带队，到车路公社卫东大队进行实地操作训练，维护线路，为每家安装小喇叭的开关，我们的专业技术更加娴熟。
我每天定时值机工作，还兼任广播站的广播员，上级指示精神，公社和大队的重大事件及积极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等等，先写好播音稿，通过广播播音来完成稿件的传播。有的是来稿，有的是我自己写的，每年大约播出我的稿只有七、八篇，其中有几篇被逊克县广播站采用。我自嘲自己不是称职的播音员，熟悉的听者开玩笑说我的播音是纯粹的“上海普通话”。
在新鄂公社广播站期间，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两年评为逊克县广播系统模范线务员，广播员，获得一个逊克县劳模的奖状。回想那六年的经历，虽说很忙也很辛苦，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令我每每回味，感叹。
*“波列气”：鄂伦春族民间一种特别幽默的，由外因引发的个人肢体与语言戏谑性的突发夸张模仿出来的习惯性的特殊表现方式，往往会引发在场的其他人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