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江西知青”网站上看到了《换粮票》一文，使我回忆起当年“知青”年代里发生的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那是1973 年的春节前夕，我从插队的江西黎川回到上海的家中过年。

　　一个寒冷的早上，我正在熟睡之中，突然被一阵“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惊醒，继而听见有人在门口叫喊：“459号2 室翁婉青敲图章。”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急忙穿好衣裤。推开门，只见一位30 出头，留着齐耳短发，身着橄榄绿制服的女邮递员微笑着向我走来。

　　“你是翁婉青吧，请敲图章。”“哦，我没图章，可谁会给我寄东西呀？”“没图章就签字吧。”正当我纳闷时，邮递员递上一张让我去邮局取东西的回单。我看到回单联的右上角有一行留言：寄上全国粮票30 斤，略表心意，请笑纳。陈文耀。

　　千里之外的陈文耀老师给我邮来了粮票！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发生了冲撞：不收吧，这可是陈老师的一片心意啊，何况眼下家庭确实需要粮票，我们三个兄妹都回城过年，家里的吃粮确实紧张；收吧，明知陈老师家里有三个孩子，口粮也不宽裕。心中纠结、歉疚、感动着。

　　那个年代，计划经济，物资匮乏，购粮要票，买油要票，鱼肉禽蛋都要票，连豆制品、蔬菜之类都要划卡，而卡又按月分上、中、下三旬使用，分段供应。春节期间，副食品供应略微多点，但也要按大户小户分配。购买时，还要去得早，排在长长队伍里耐心等待，晚到的，有票也还可能买不到呢。

　　“吃”是最大的问题，没有粮票就不能买米吃——在所有的票证中，粮票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家家户户都把粮票捏得紧紧的，藏得好好的，精打细算着每顿饭的用粮。

　　城里的人吃粮是按照户口、工种、年龄段来定量供应，小孩则按几个年龄档次加以定量。那个年代的人，能不挨饿就算是极其“幸运”的了。粮票，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票证，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吃粮凭证，所以尤为珍贵。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下乡，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户口必须迁出城市，随人落到农村。在城里，包括粮票在内的所有城市购物的票证，就都随之对他停发。﹙票证跟着户口走﹚我们三个兄妹都回城过年，吃家里的口粮，家里的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意外地收到粮票，真是雪中送炭哪！何况还是千里迢迢黎川县洵口小学陈文耀老师寄来的，怎么不叫我感动万分呢？

　　在江西黎川农村插队了六年，每到学校放寒假，我都要回上海。大多知青也如此，路再远，车再挤，也都要回家过年。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就是幸福。只是我们知青回家过年，分吃家人的口粮，家中的吃粮就更为紧张。好在我家有母亲精打细算，亲朋好友时常接济相助，加上像陈文耀老师那样的“雪中送炭”，使我们能在那个年代回家过年。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革，粮食市场放开，粮食，不再是计划供应而是随便买卖了，人们不但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随之，“购粮证”“粮票”，消失了，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成了一段历史。

　　今天，我旧话重提说“粮票”，一是为了感谢当年我在黎川农村中的良师益友——陈文耀老师和所有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好心人。二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历史，学会感恩。

　　我还想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日子，过得清清苦苦，但人与人之间却是那般的真诚、善良和无私。愿这种美德能世代传承。

　　（作者系江西省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大队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