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鹏

　　一、那山

　　下乡地属丘陵地貌，村周边少峻峭的山。离村约二十里，才有一座六七百米高的山峦，满山是一人多高大拇指粗细的灌木丛，间或有一片桦树林、松树林。此地属公社管辖的朝天门狼牙山林场。年年封山育林，无公社批准，任何人不得上山砍柴。对知青还是蛮照顾的，每年秋收后十一月份，大地封冻，农闲，生产队派两辆马车，拉上我们十个知青，去林场砍红柳、圪针之类的灌木，拉回来作半年的烧柴用。当然，这些都要折价从年终分红中扣除费用的。

　　记得有一天我们去砍柴，山道陡峭弯曲，冻坚硬的土路台阶上，晨雾给路面披上了一层白白的薄霜，踩上去滑滑的。我们每人拦腰系两根两米多长的麻绳或皮绳，插上一把砍刀或镰刀，一步一滑步履瞒珊地登上半山腰，选择一片较麻密的红柳丛，挥刀砍柴。砍了大约三个多小时，等每个人砍倒的柴有七八十斤，够打包一捆了之后，就开始理顺用麻绳紧紧捆上，然后背上肩，沿着山坡一步一挪地背到上山的土路边。从土路到山脚边的马车道是一片光秃秃的陡坡，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把柴捆放在土路边，大家用脚狠狠一踹，那柴捆就顺山坡搅动着积雪往下翻滚，腾起一股洁白的雪雾，煞是壮观好看。第一捆柴滚下坡后大家休息半个多小时，喝水、吸烟、吃带去的干粮，然后，继续砍第二捆柴。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开始下山，每人的第二捆柴也砍好，于是捆绑好，背到土路边，准备滚下山之后，收工。

　　一天劳作下来，临近收工心情是愉悦的，动作不免张狂起来。当我们把十捆柴在土路边一字排开，十个人也排成一排，一声口令，每人同时狠劲用脚去踹柴捆，想看看谁的柴捆先滚到山脚下的马车道上。谁知，乐极生悲，当柴捆卷起阵阵雪雾翻腾着往下滚时，我们忽然发现急速而下的雪团竟然有十一个，而站在土路上却只有九个欢呼雀跃的伙伴。原来，知青户中年龄最小的小王因用力过猛，站立不稳，追随着柴捆一起滚翻着下了山。当我们惊恐地连蹦带滑赶到山脚，就见小王坐在地上，苍白的脸上从额头往下巴流着鲜血，棉袄被柴枝钩挂得露出团团棉絮。万幸的是积雪厚实衣服穿得多，腿脚没有大的损伤。我们赶紧扶着小王，一瘸一拐地上了返程的马车。

　　此后几十年，凡是与山沾边的任何活动，小王决计不参加。他说，他一辈子不会忘记那座山，不想成为狼牙山的第六壮士。

　　二、那水

　　离村不远（大约有五、六里地）有一条浑河，那是季节河，平时基本干枯，裸露的河床中间只留下一道涓涓的细流，卷起裤脚就能趟过去。可到七八月份汛季，洪水下来，那河瞬时变脸，河面宽达几百米，而且波涛汹涌，到处可见打转的漩涡暗流。

　　1970年7月，村里派我和另一个知青小邓去河对岸大队开办的云母矿打工（类似出公差），队里每天除了记十分工分，还给三角钱补贴。那是美差，算是照顾我们知青。很高兴，我和小邓把半个月口粮收拾好，把被子铺盖等用品捆好，往生产队派的一只小毛驴背上一驮，（毛驴折返时还将驮回先前在云母矿打工，到期回村的知青的行李）出发了。走时天气晴朗朗的，没过多久就暗了下来，远方好像在下雨。到河边，看河里也没什么水，两人赶紧赶毛驴过河。没想到，刚到河中间，只见上游一条白线呼啸直下。不好，那是上游的洪水下来了。我的妈呀，那可不是好玩的，洪水裹挟着石块和树干奔腾而来，即使是游泳健将被裹进去，生还的希望也是渺茫的。跑吧，那真是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玩命地往对岸跑。虽然才一二百米的样子，可跑到对岸，人就瘫软在岸上。洪水呼啸着在我们面前奔腾而过，我们安然无恙。缓过气来，突然想起那头小毛驴，呵呵，那家伙四条腿，果然比我们跑的快，已经悠然地在河岸边的草地上吃草了。驴背上空空也！我靠，我们两人的行李铺盖口粮，全被这驴操的毫不顾惜地丢在了河里，随波逐流而去。

　　记得，那年在云母矿干了半个月，结果挣到的钱还不够买一床铺盖，亏大发了。于是，我记住了那条看似干枯的季节性浑河，记住了那场难忘的灾难性的洪水。

　　三、那人

　　生产队长王二明，那年五十来岁，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党员，曾在朝鲜战场立过战功。在知青面前他有句口头禅：“娃娃们恓惶的，从大上海来这穷山沟沟，缺甚跟二明大爷说，额给你们抬格，大爷有颗红堂堂的心。”平心而论，二明大爷对知青是很照顾的，队里分些什么东西，有什么额外补贴的打工营生，他首先想到的是知青娃娃。

　　西北山区民风朴实，可生活确实贫困，送不起彩礼，娶不回媳妇，村中光棍汉颇多。二明大爷家弟兄三人，在一起过日子，可家中只有一个媳妇。对外名义上是老三的老婆，可村民私下说这媳妇是弟兄三人合伙娶回来的，属于共享资源。媳妇贤惠，把家整治的干干净净和和睦睦。村里也没什么别的闲言碎语，大家觉得很稀松平常。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好奇心很强烈。所以我们一直想弄明白三个男人一个老婆这日子怎么过？难道是排班轮吗？以前听说过一个男人几个老婆，没听说过一个老婆三个男人。呵呵，有趣。

　　慢慢地终于探听到二明大爷是个正直的男人，他绝不染指老三的媳妇。兄弟妻，不可欺。在村里他有个相好的寡妇，隔三差五地他会去寡妇家过夜，村民们谓之“拉帮套”或“打伙计”。当然，这些不是无偿的，男方尽力从财力或劳力上给予女方适当的帮衬。你情我愿，共度难关。

　　西北农村农闲时无聊，时兴“听房”。夜深人静，几个半大小子趴在人家窗檐外，偷听屋内男欢女爱，第二天作为谈资在劳作间隙时交流共享。某天，村民二蛋告诉我们，二明大爷每次去寡妇家，都要给相好的五毛钱补贴生活。我们不信，二蛋说：真的，骗你们就是小狗，昨夜我听房听到的。二明大爷临离开时对寡妇说，我只有一张一块的票子，你不用找零了，下个礼拜我再来就不带钱来了。

　　听说这个故事，村民们没觉得什么，我们也没觉得什么。因为穷乡僻壤。因为二明大爷是个生理正常的男人。所谓“食色性也”。所以，在我们知青心中王二明还是个好男人，好队长，好大爷。

　　四、那狗

　　下乡不久，村民拴柱家的母狗下了一窝小狗，满月后我抱回一只。黄色的皮毛，黑色的嘴头，蛮机灵可爱的。我给它取名“阿旺”。说实在的，下乡第一年我们知青吃供应粮，粮食基本够吃，所以阿旺也不挨饿，长的高大健壮。除了平时劳作之余阿旺给我们带来欢乐，即便去五里外的公社购粮食买菜，我们把一条破裤子扎住裤脚，搭在阿旺腰上，阿旺能平安地把装在裤腿管里的油盐杂物驮回家。阿旺真的很棒。可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我们随社员一起在生产队分口粮，每人每年300斤带壳的五谷毛粮，去皮去壳加工后只有270斤能吃下肚的粮食。缺油少肉，这点粮食无论怎样省吃简食总是不够。阿旺也没吃的了，狗瘦毛长，尾巴耷拉下来。院子里很少见到它，白天总是在外面找野食吃，有好几次看见它在外面与村民们的猪争抢粪便吃。好可怜。

　　饥不择食，饿没风度，终于阿旺开始逮住什么吃什么。我亲眼见它吃过生土豆，生萝卜；运气好的时候，也见过阿旺逮住野兔、田鼠之类的活物，趴在院子角落里大快朵颐。阿旺成了一只多管闲事的狗。

　　两年后，我随着首批选调的知青离开小山村，到省城工作。对阿旺的牵挂还是时时浮上心头。凡是有知青户插兄来省城，我都要打听阿旺的消息，得到的回答都说阿旺活得很好。直至数年后，集体户的知青基本都离开农村，上学，工作。有一年我们几个插兄在省城相聚喝酒聊天，酒后小朱吐真言，告诉我说，你走的当年，阿旺就死了，是被村民用棍棒活活打死的。因为阿旺实在太饿了，咬死了村民的鸡。怕你难过，所以一直没有敢告诉你。我愕然无语。然而更为悲催的是，阿旺瘦弱的躯体最后被剥皮剁肉，煮了一锅，几个插兄“美食”了一顿。因为他们已经快一年清汤寡水地没有吃到一点肉了。

　　唉，我的阿旺。

　　五、那情

　　集体户的小竺是我们中间唯一的高中生，人长得高高大大，一副黑框秀郎架眼镜架在白净秀气的脸庞上，纯粹属于那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角色。下乡不久，我们就发现村里的女孩子们愿意围着他转。下地锄草，长长的地垄望不到头，我们锄到一多半，那小子早已经在地头歇息，和身边一帮村女嬉笑聊天。不用问，肯定是那些女孩子帮他锄了半垄地。呵呵，艳福不浅。大约是日久生情吧，村里长得最漂亮的靓女秀娥子似乎粘上了他。这下好了，从此小竺再也不用自己洗衣服，拆洗铺盖，身上总是收拾的山青水绿清清爽爽。秀娥子家母鸡下的鸡蛋，宰杀的猪肉，常常出现在小竺的碗里。那才让人一个眼馋呢。少见多怪，多见不怪。慢慢地我们对于小竺和秀娥子的卿卿我我也就熟视无睹了。

　　然而这种甜甜蜜蜜的好景不长。两年后知青开始选调进厂，开始推荐上大学。作为高中生，小竺第一个被推荐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终究奇迹没有发生，听说小竺大学毕业后很快与也是知青的同学结了婚，在省城安家落了户。至于

　　小竺与秀娥子的那段情缘是怎么了断的，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相问。只是听说秀娥子凭自身姣好的容貌，后来也嫁了人，是个农村乡办教师，跳出了农门。几年后我们在省城和津京地区工作的插兄相聚，大家好几次一起约好回下乡地探望老乡，小竺都推辞不去。我们清楚，他有意识地在回避那段情，毕竟心里怯怯的。

　　张锡鹏（阿鹏），男，原上海市五四中学68届初中，1969年赴内蒙古和林县插队知青。1971年选调进国营9114厂工作。后毕业于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现内蒙古财经学院）。

　　1998年调深圳创维集团工作，任行政总监，兼《创维视窗》杂志、《创维报》总编辑。

　　曾在国家，省市，地区等报刊上发表文学及新闻作品一百多万字。并且主编及参与编辑出版了《营销创维》，《阳光心灵》，《沉淀是金》，《返城前夜》，《走出乌兰察布的足迹》，《镌刻在乌兰察布的印记》，《激情的力量》等书籍八部。现为知青上海文学社常务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