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下旬,我的父亲杜宣结束了留学日本的生活,由东京回到离别四年的祖国。“七七事变”后，国内全面爆发抗战，父亲十分兴奋。本来不吸烟的他，突然买了一包纸烟，不停地吸了起来，并在墙上写了“从此吸烟”四个大字，表示自己抗战的决心。这年他正好23岁。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同年11月，父亲乘船去武汉，本想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革命圣地延安。到了汉口后,他被告知党中央已和国民党协商（当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决定，把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集合起来，建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李一氓任秘书长。几天前，李一氓已从延安赶来，打算找一些知识青年成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因了解到我父亲在日留学时曾参加左翼文化活动，便要我父亲赶快找人，细节由他秘书白丁（徐平羽）第二天詳告。当晚，父亲就把此事告诉在武汉的他的留日同学吴晓邦和韦布，听后大家决定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建团工作。次日上午他们一起见了白丁，原来他和我父亲1932年在上海搞学生运动时就认识了。白丁说，军部暂时设在南昌，部队很快就要集中，服务团要尽快成立，最好找能演戏唱歌的青年。

父亲首先找了拓荒剧团的周德佑等人，但他们隶属第二战区的，无法过来；父亲又找到在武昌中学念书的妹妹桂冰吾和在武汉大学上学的秦昌康;吴晓邦带来他的学生沈寂；韦布带了他的新婚夫人周敏，又通过张光年找来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李增援和黄若海。一行九人，乘船到九江后再换火车到南昌，在三眼井新四军军部报到。

当时军部人员未到齐，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工作。他告诉我父亲,服务团除了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外，还要组织群众，必要时还要战地救护。那时，他们九人不仅多次在司令部负担全部晚会节目以及伤兵医院、难民营的演出和慰劳工作，而且还要向南昌市民演出。后来又吸收了当地青年周志中、胡珍水和武汉来的吴福海等人。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并举行成立大会。1月30日除夕夜，是战地服务团在军部举行的第一次庆祝晚会。父亲记得,晚会上吴晓邦表演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春天里来百花香》两出独舞，倾倒全场，周敏的独唱《救国军歌》也赢得满堂彩。

据父亲回忆，当年影响最大的一次对外公演，是在南昌市的警察大礼堂。他们选用了三个独幕剧和吴晓邦的两个独舞。一个独幕剧是李增援编剧、我父亲导演的《一家人》，其他两个剧名父亲已忘，由李增援、黄若海分别导演，韦布是舞台监督。这次演出效果最好的还是舞蹈，观众大赞新四军里有人才。

服务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着新四军统一的军装和臂章，只有证章上加有“战地服务团”几个字。为了加强新四军新兵的正规化军事训练，周子坤要我父亲去买了一架照相机（德国制的”禄来考尔”）和相关设备,拍摄标准的军事动作,发到各支队。服务团也跟着训练。我父亲和秦昌康两人晚上就在暗房工作，经常通宵，不以为苦。父亲最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抓住机会给叶挺军长和周子昆参谋长拍张照。

不久服务团有百来人了，也宣布了组织机构：朱克靖任团长，胡明和我父亲分任秘书。胡明分管行政总务组织工作，我父亲管宣传文艺。五月，整个司令部和服务团都向皖南挺进，我父亲因工作调动，没去皖南。

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

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大批青年学生流亡到了南昌。1937年底，在南昌成立了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下面分10个工作队，每队人数不等，少则三五人，多则八九人。此外又成立一个巡回剧团，带有些专业性，有当地一些话剧工作者参加。

1938年8月，剧团在江西吉安分成两个队，一队由黄隍领队，以老的戏剧工作者为主；二队缺乏领队，就抽调我父亲去担任。为了健全组织，父亲带了上海暨南大学学生张涛、上海光华大学学生蔡仁麟和南昌医院护士徐杏华三人前去，加上原来的冯旭、沈瑶珍、吴硕昌、黎先耀等，全队共13人。队内建立了中共江西省委直属特别支部，由我父亲任书记，冯旭任组织委员，张涛任宣传委员。又建立了由支部领导的民族革命先锋队小组，沈瑶珍为组长。

建队后大家住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内。名义上，他们的工作都由该馆长程宗宣领导，党支部是保密的。巡回团开展工作的方式是：每到一地先办壁报，宣传抗日形势，介绍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残暴罪行，鼓励人们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抗战，防止汉奸活动。此外还有如何躲避空袭救护伤员等知识。

同时他们以戏剧为武器到乡村去宣传。演出前，先由少年队员13岁的黎先耀报告当前形势，介绍演出目的和内容，然后是全队人员高唱抗日歌曲。演出的剧目有《张家店》《一家人》《天快亮了》《秋阳》和《最后一计》等。

巡回队于9月初从吉安乘木船出发，溯赣江而上，每到一个乡镇或圩场，就停船上岸，白天宣传，晚上住在船上，一边工作，一边走，直到泰和才弃船登岸。

父亲他们一进县城就搞大壁报，写墙头标语，沿街张贴演出海报，又列队游行，搞街头演讲，晚上演出抗日戏剧，很快就把整个县城鼓动起来了。这里工作完成后，他们即打起铺盖下乡，沿途宣传，无论晴雨，坚持不懈，在山区农村播下抗日星火。他们这样走到了万安，又从万安到了遂川，最后回到吉安。

南昌沦陷后，中共江西省委已撤退到吉安。省委了解了父亲他们的情况后指示：国共合作的局势已被国民党破坏，要作最坏打算,要把我们的同志根据不同条件，自愿结合，作不同安排。支部根据省委指示，给每个人找了去处。父亲和冯旭打算待全体队员安全撤出后，伺机撤退。当时正是1939年8月，从建队始，整整一年。

从广西省立艺术馆到新中国剧社

1939年夏,国民党突然派兵袭击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制造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继而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对共产党进行全面大搜捕。当时我父亲还没离开吉安，中共江西省委得到国民党要逮捕我父亲的紧急情报时，正巧抗敌演剧九队的车子经过吉安去湖南。在省委的安排下，父亲搭上了九队的车子离吉安，到达了衡阳。1940年春，欧阳予倩在桂林筹建广西省立艺术馆，他从吴晓邦那里知道了父亲的情况后，马上去信邀请。于是父亲由衡阳到了桂林。

一到桂林，父亲就帮助欧阳予倩整理桂剧资料。欧阳予倩对我父亲要求很严格，在剧院给我父亲安排了的固定座位，每晚都要求我父亲看四折戏，看完后还要他对每出戏提出意见。这对长期以来过惯走南闯北生活的人来说，很难适应，但作为革命工作父亲必须接受。据桂剧艺术家尹羲在《田汉和桂剧》中回忆：“杜宣时任欧阳予倩秘书，为致力桂剧改革，在榕城桂林连看140多部戏曲剧目，并写出整改方案。”当时艺术馆只有父亲一人是中共党员，不能建立组织，于是李克农把我父亲的组织关系转给《救亡日报》的夏衍，由他领导。后来我父亲又从演剧队拉了十多人来艺术馆参加戏剧部的演出工作，其中有许秉鐸、石联星、严恭、徐光珍、张友良、岳勋烈、姚平、蓝馥心、孙捷等。

同时，经田汉和夏衍提议，这年秋天在桂林创办了《戏剧春秋》杂志（11月1日创刊），经费由湖南的抗敌演剧六队、九队，广西的四队、五队为出版刊物募捐演出而得。办刊目的是宣传抗战戏剧，批评不利于全面抗战的戏剧倾向。由田汉任主编，夏衍、欧阳予倩、许之乔和我父亲任编委。父亲就住在编辑部里。除了编辑和组稿外，他还写了不少戏剧理论和观点鲜明的评论短文在杂志上发表，并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论》刊登在《人世间》上。《戏剧春秋》社未建立党支部，还是由父亲代表党组织领导该社。

1941年初，广西国防艺术社副社长李文钊被政府当局撤职后，卖了自己住宅倡议创办“新中国剧社”。他凭自己在桂系的关系拿到了执照，但他没有能力组建班子，便多次找我父亲，希望合作。父亲及时向组织请示得到同意后，于该年5月，专程去湖南南岳找到田汉，接着又搭车去广东石坪中山大学向洪深求援，取得他们对新建剧社的支持。

10月，新中国剧社正式在桂林成立，父亲担任社长。剧社首次公演的剧目是陈白尘的新作《大地回春》，由父亲执导，但为了扩大影响，决定由田汉署名导演，在对外宣传上也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演出影响很大，但没有想到全部票款都被股东卷去，致使演出第二天全社断炊。李文钊为了维持剧团把他妻子的金手镯都卖了。他已无能为力，不得不宣布退出剧社。这样，全社的经济和演出的两副重担都压在父亲身上。当时的窘境就如著名演员石联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建社初期，一无钱，二无房子，三无饭吃，非常艰苦……我们一边排戏，一边由杜宣设法借钱回来才能买米下锅。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往往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由于当时形势险恶,经请示南方局,剧社不建立党组织,也不发展党员,由父亲直接向南方局负责。

不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出号召，为郭沫若50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庆祝活动，以发动一切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父亲则以郭沫若秘密回国后，他的妻子安娜和儿女在日本的艰苦生活为题材，写了二幕话剧，由韦布导演。田汉写下长诗《南日之什》由姚牧谱曲，作为演出前的前奏乐章，很成功。

接着，我父亲又忙于筹划剧社的第二次公演。田汉为此赶写了著名的《秋声赋》，演出经费得到了章东岩先生（章士钊之侄）的及时帮助。此剧连演6场，剧社的经济有所好转。

1942年新年过后，田汉、洪深、夏衍三人，以香港现实生活为背景集体创作了剧本《再会吧香港》，由洪深导演。海报出去，戏票全部售罄，但在开场前，遭到政府当局的蛮横禁演。尽管不少观众表示对政府的抗议，没有退票，但对剧社还是有影响。

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迫，剧社成员的思想开始产生分歧。父亲因此去重庆向南方局请示，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在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后，周恩来说：“新中国剧社一定要坚持下去，桂林有了一个新中国剧社和没有就全不同。有了这个剧社，西南文化界就有了一个战略据点。组织上拨一笔钱给你带去，度过当前困难，今后一定要学会自力更生。”

在南方局的支持和其他救亡剧团的帮助下，新中国剧社开始了长时期的旅行公演。

1943年4月，由于叛徒任陶林的告密，父亲仓促地离开了桂林，奉命转换了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机会和剧社同志共甘苦了。

一次绝密任务

离开桂林后，父亲按照上级党的指示撤退到了重庆,见到周恩来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叶露茜在抗敌演剧队的帮助下，由兰州转战到了重庆，参加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工作，与我父亲相识。那时母亲住在剧场后台的阁楼上，父亲住在两道口的老同学家。他们经常沿着嘉陵江散步，谈天说地，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不久,周恩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我父亲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派他去昆明开展工作的决定。临行前，周恩来反复向我父亲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一再交代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对父亲去昆明后用什么名字、什么社会身份、如何接上组织关系等均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1943年秋天,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父亲成功打入国民党云南总部特别党部的美国空军基地,在驻华美军陆空辅助总部工作。

我的父母并没因为刚刚相见又匆匆分别而忧伤。第二年春天父亲去南方局请示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母亲和父亲一起回到昆明，参加华山剧社在滇西一带的旅行公演。经批准父母于4月1日在昆明结婚。

中国是二战中亚洲主战场。这一年，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为开辟第二战场，计划在华东沿海选择登陆点，以便重创侵华日军。他们想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勘察地形，获得准确情报。但当时有协定,盟军在中国的活动,必须通过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得和其他党派,其实就是不能和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直接接触。史迪威将军的决策必须在绝密中进行。

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决定派我父亲去执行这项绝密任务。父亲将以中法大学教授身份出面,同时有两名新闻记者出身的美国人R和S和他一起前往华东地区，寻找新四军建立秘密联络站。父亲即去重庆向南方局请示。那时周恩来已去延安。董必武听后同意这个计划，并表示将电报延安,请延安通知陈毅备忘。

回到昆明后,父亲就和R、S.商量具体计划。此行几千里,经过的都是国民党控制区,必须寻找适当掩护。一天父亲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空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领队杜立特将军的座机在返航时,不幸在天目山撞机的报道。父亲说,这是一个机会,正好以去天目山设立气象站,避免类似撞机事件再次发生为理由,前去华东地区。司令部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们的番号是盟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第10测候队。

董必武托人带了条子给我父亲说:”东南亲友凋零,此行盼多多珍重。”意思是此行前去,地方党已无法一路协助,一切必须自行解决。

数千里的行程中，既有国统区，又有沦陷区；既要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又要避开国民党的耳目，情况复杂，艰险莫测。父亲向母亲告别时，母亲丝毫没有考虑新婚远别、后会难期，反而为父亲能承担这样的特殊使命而高兴。她积极为我父亲整理行装，还去机场送行，倒是父亲内心对她充满歉意。

圣诞节后,父亲他们乘坐一架军用运输机离开昆明,到达遂川机场。和他们同时起飞的装满给养和装备的另一架飞机在经过敌占区时已被击落。两周后,新的配给物资从昆明运达,他们乘上4吨卡车出发,途径赣州、云都、瑞金,翻过松毛岭和牛头岭两座大山到福建长汀,又去永安,因武夷山大雪被堵在南平多日,在风雪小县城里迎来了1945年。天晴后，他们从建阳翻上武夷山，又经崇安到江西上饶，最后来到浙江淳安。据父亲沿途打听，浙西孝丰、安吉一带是新四军根据地,地图上看,孝丰离天目山很近，正好可以打着建气象站的名义上山。R和S完全同意这个想法。

于是他们雇了一条大木船，从淳安沿新安江顺流而下，经过桐庐，转入天目溪，行到一小镇，靠岸后稍事休息。没想到刚上岸就遭遇国民革命军28军的少校参谋长，他是奉军长陶广的命令来请他们吃饭。他说天目山是共产党占领之地，前去十分危险。父亲表示予以考虑，饭后即刻告辞。陶广始终没有出面。

由于河道越来越浅，只能上岸步行。第二天天没亮，父亲他们找了挑夫，走了十多个小时山路，于下午3点左右到达离天目山20里的于潜县城，沿途人烟稀少，这里已是真空地带。他们刚刚住下，28军某师副参谋长骑马带兵已经追到。他说陶军长来电，要父亲他们立即撤退，马也为他们带来了。还说这里十分危险，说不定新四军今晚就会冲下山来。R说我们已和你们军部说过，我们是军人，不能擅自改变上级的命令。新四军来不来与我们无关。副参谋长表示，那我们就无法保障你们的安全了。R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从没要求你们来保障我们的安全。请转告你们的军长师长，明天一早我们就上天目山。很不客气地把他们赶走了。

这一夜，父亲没睡，提防陶广部队再来人。第二天清晨，又下雪了。父亲等人吃过早饭匆匆上路，于当日中午到达天目山东禅寺，并没有打听到新四军消息。他们先在一家青年旅社住下，第二天又搬到隔壁的一栋石砌的二层西式别墅去住。那是当年影后蝴蝶丈夫潘有声建的，又叫潘庄。R进去后大叫，我在美国也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房间里的设备是一流的。他们分别住在二楼的三间卧室中。并拆开纸箱把气象仪器放在阳台上。楼下客厅里还有大壁炉，看房子的工人用大树根帮他们生起了火。

大部分民工都已下山。父亲留下了一名心向抗战的王怀忠，给了他零钱和一支手枪，请他去打听新四军消息。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陶广的部队的1777和1778两个团果然上来了，咬住他们不放。

一天清早，父亲正在洗澡。忽然听到有人大叫“外面开火了”。浴室的窗口正对后山，父亲伸头望去，好像有二三十个穿青色制服的战士从上山翻下来，动作敏捷。外面还不断传来机枪声。父亲立即穿衣下楼。正在烤火的R和S一见到他，就说我们等待的机会到了。一贯沉静的S拿出酒杯，为三人斟了酒说“祝我们成功”，大家总算放心了。晚上他们通过手摇电台立即向昆明总部汇报。

但是新四军经过这里并没有停留，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武器也没人理会。几天过去后，也没动静。父亲很纳闷，就算延安没有通知新四军，或者还没传达下来；即便小王没有找到他们，那么在自己的占领区出现了几个外国军人，也该来了解一下的。万一他们撤退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父亲决定自己出去打探。

大约10来天后，父亲终于在后山顶上找到了新四军，完成了绝密的接头任务。他们三人受到大部队的热烈欢迎。

这时，昆明总部来电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他们来到新四军，并对美军总部提出抗议。电令他们立即撤回，要昼夜兼程，沿途不许停留，以免遭到国民党秘密杀害，直接到长汀机场报到。

任务完成后，R和S感谢我父亲带他们“经历了一场像梦一样的生活”。他们说，“我们本来是反对共产党的，当和新四军的朋友接触后，我们发现这些很普通的人却是那么的伟大。如果他们是共产党的话，我们也是共产党。”

受降前广州着陆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王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后，父亲接到命令参加由范查理上校任团长的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港粤代表团，去香港广州谈判释放盟军被俘人员和了解敌方情况。还发给每人一份由美军驻华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签署的任命状。代表团共20人，由英美两国组合而成，在香港军政府任职的莱德上校也是成员之一。

18日上午登上飞机后，有人提议这是第一架去香港的飞机，又是第一批和日军谈判的使者，应当每人拿出一张关金券相互签名留念。大家纷纷响应，还在关金券上写着：FirstintoHangKong。不知不觉飞机已到香港上空。

飞机绕着启德机场飞行，按计划撒下第一批说明来意的传单，但机场上没有日军出来划白十字，于是又撒下第二批传单要求日军用汽车引导飞机下降，机场还是没有动静。范查理团长立即通知机长和护航的七架战斗机，改在广州机场着陆。

对飞行而言，香港到广州仅一步之遥。但广州是我母亲的故乡，俯瞰下去，父亲对这座城市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愫。

到了白云机场，已无传单可撒，飞机强行着陆，护航的战机在上空盘旋。代表团成员陆续走下舷梯,站在机翼下。在驾驶舱监视敌情的机长报告说，机场已被日军包围。这时，一个日本军官走到距飞机百米处停下。范查理对我父亲说，我们中只有你一人懂日语，你去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和来广州的目的。

父亲走上前去，原想用气势先压倒对方的，但八年未讲的日语竟一个字也想不起来，满脑都是英语。还是对方先问来的是些什么人，父亲一下子就说出日语了，表明了来意。

日本军官听后表示要等上级命令。

日军来了五辆卡车的兵力，围住了飞机和代表团成员，上好了刺刀，架起了机枪。双方相互对峙。在八月正午广州的烈日下，代表团成员，有的拍照，有的议论日军的装备，有的大骂大跳，商讨回去后如何整治对方。

一小时后，汽车送来了四五名军官，领头的是一名少佐。父亲陪着范查理上校再次说明来意，少佐的态度很客气，说他们没有接到可以接待盟军的命令，同时双方的敌对行为目前没有中止。他的地位很低，必须回去报告。

又过一个多小时，开进几辆小车，日军们顿时紧张起来。少佐上前开门，车里走下一个非常矮小的军官，全场士兵都立正举枪致敬。他独自走到机场中央立定，其他随从军官站立在他身后。

少佐跑来要求代表团过去见那位军官。父亲和范查理团长、莱德上校一同前去。当他们和那位军官互相致敬时，全场日军均向代表团敬礼。军官自我介绍说，“我是南支派遣军司令参谋长福田少将。”

……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是我父亲第一次面对日军，也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日本军人。

尾声

1945年8月31日，父亲参加盟军接受香港战俘的工作飞抵香港。随后母亲从昆明乘坐长途汽车抵达广州后，又乘轮船进入香港。他们各自转换身份为党开始新的工作。

12月，父母收获了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那就是我的诞生。

(作者为原插队吉林上海知青著名摄影家桂未谷的胞姐，原《萌芽》杂志编辑。)

[本文标题“慷慨悲歌抗敌时”，选自父亲纪念我母亲的诗词《忆露茜》；本文内容参考目录：1.<杜宣文集>第五卷、第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魏华龄<杜宣在桂林>(刊于<广西文史>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