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8 月22 日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的纪念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于8 月21 日下午在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举行了《邓小平与知青》研讨会。研究会部分会员、《知青》杂志、《知青时代报》编辑人员及部分哈尔滨、北京等地老知青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社联学会处也派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主持。原天津市委副巡视员兼理论处处长、现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鸿林，中国作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知青作家叶辛先生，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知青上海》杂志主编周公正先生， 上海市委第四巡视组组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先生，在会上作主题发言。

（一） 

会议在杨剑龙教授介绍邓小平同志生平之后开始。

特地从天津赶来的原黑龙江兵团33 团天津知青杜鸿林教授率先发言。杜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在邓小平与知青问题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就知青运动的终结过程，从六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群众运动观、人才科教观、政策观、大局观、权力观和对知青的慈父柔情。

杜教授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论证邓小平在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和果断决策。他说，邓小平的人才科教观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文革前小平同志就不赞成高中毕业先劳动二年再上大学的论调，认为不利于学习的连续性，不利于早出人才。文革后多次指出招生工作要面向全社会，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还特别指出，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自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上研究生。打开这扇门，对知青运动的终结起到了直接作用。小平同志总结了1958 年群众运动的弊病，来观察上山下乡运动，认为违背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认为一项政策要不要实行下去，关键是看人民是不是欢迎，如果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延续的必要。彰显了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策观。

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已成了一个影响大局的政治问题，而四个现代化需要安定团结的局面。老人家另辟蹊径，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在解决云南知青闹事问题上，老人家很高明， 不压制，而是开闸放水，既解决了知青问题又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杜教授还从邓小平的性情来分析老人家对待知青问题的态度。他介绍说，小平同志有仨孩子在农村，其中邓榕、邓质方是正儿八经的插队知青。邓小平对孩子的思念与常人一样， 还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他的牵挂心情。但老人家将心比心，知道天下父母同心，所以他对知青就跟对孩子一样，慈父柔情表现得很充分。

杜教授指出，邓小平复出是人民的心愿， 符合传统心理为大众所接受，又有人格魅力， 具有极大的权威。关键是邓小平知道如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他曾说过，“党是人民的工具， 而人民绝不是党的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小平同志说：作为共产党员，我要干点事。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他老人家干的大好事。 

（二） 

著名知青作家叶辛的发言幽默生动。他讲了很多故事，来论证邓小平在知识青年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叶辛认为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拨乱反正阶段的一个大环节。他回忆说，1979 年在北京听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当时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其中就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那时，一面要坚持毛主席定的上山下乡大方向，但客观上成千上万的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来。上影厂想把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拍成电影，因为与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一致而困难重重。足见人们在认识上存在混乱。

叶辛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这句话没有错，但读过书的知识青年就一定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算走革命道路吗？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是更好吗？李先念就有这样的疑惑。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知青闹事的情况， 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处，包括上海知青在外滩革命委员会门前的静坐。云南知青响亮的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国务院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上编发优秀知青的事迹，提倡性很明显，反映出思想上的混乱。

叶辛用几个小故事来说明邓小平是如何拨乱反正的。

李先念先说社会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三个不满意，邓小平说我看是四个不满意，我那个家乡广安，本来就是人多地少，知识青年下去以后和农民抢粮吃。态度很明显。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要考大学，各级干部都不敢定，逐级报到小平同志案头上。邓小平的批示很简单，六个字：让刘源上大学。举重若轻， 一句话就把自己的态度表明了。

中央的30 号文件，就是知识青年只要还在农村的都可以回来。文件下发后，又有个实施细则，什么已婚知青不能回来，已经安排工作的知青不能回来等等。方案搞了，去请示小平， 小平同志说你先把那个事情停下来（指继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什么叫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没有那个事情了嘛。不要这边在设计回城的政策方案，那边还在继续动员城里的学生下乡。

叶辛认为小平同志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所有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就是他实事求是的实践。 经过实践证明不能再搞下去的东西，必须停下来。所以后来，高考的门开大了，出国的门开大了，自谋职业的门开大了， 知青的命运就改变了。

（三） 

云南知青周公正集中介绍了云南知青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公平正义而抗争，得到以赵凡同志为首的有良知的干部的同情，以及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果断决策，特别是邓小平对知青上山下乡终结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周公正介绍说，1978 年11 月25 日，中国青年报社将云南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呈送邓小平。引起小平同志的极大关注。在后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专门就云南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五次指示和批示。12 月2 日，邓小平批示道：“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12 月12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革留下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要有一个过程，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 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12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提出：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12 月18 日至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1979 年1 月23 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随后云南省下发文件，开启了妥善处置云南知青的大门，也改变了整个知青群体的命运。

周公正说，邓小平对知青问题的批示，体现了一个父亲的慈爱，体现了他体察民情的务实作风。保证了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内处理云南知青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放下包袱，使回城知青珍视改革，从而努力工作，推进了社会经济大发展。周先生感慨道：“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圆满解决, 有着邓小平作为知青父亲、国家领导人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情怀、胆略和气魄。”“我们在此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永远记取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四） 

阮显忠会长随后发言，他从文革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邓小平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和决策以及邓小平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看邓小平对于知青的作用和贡献。 

阮会长回顾说，文革前，为了消化城镇富余劳动力和加强农村建设，邓小平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和支持城市知青下乡插队，并且提出了如何实施的很多具体要求， 既有利于农村发展，也有利于知青发展。他说： “假如以后的知青下乡都按这样来做的话，我分析是不会产生后面那样严重的后果的。” 

他说，与文革前相比，文革中对知青下乡的做法有三个严重错误。一是政治上矮化知青。将上山下乡知青由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变成了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的对象。二是方法上强制下乡。由过去的宣传引导变成了政治上的高压逼迫。三是不顾农村实际可能安置大量知青下乡。许多地方原本就地少人多生活困难或很贫穷落后，知青去后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矛盾突出，雪上加霜。这些错误做法为后来埋下了祸根，时间一长，必然导致许多知青生活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必然导致许多知青、知青家长和农民强烈不满。

他认为，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成长，知青的精神、奉献和业绩是永远值得弘扬的。但这并不能掩盖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所导致的具有全局性的严重问题。

阮会长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邓小平同志复职后，面对百废待兴错综复杂的局面，以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气魄，从根本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拨乱反正。一是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强调“文革”前教育战线上的主导方针是红线， 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前提。二是从教育工作上拨乱反正。1977 年他一复职就着力恢复高考，强调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强调政审主要是看表现，不搞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使大量知青得以参加高考，取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下乡知青的问题，也为日后国家改革开放培养了大批重要人才。三是从安置途径上拨乱反正。指出搞上山下乡不是长期办法，果断停止了城镇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随着知青的大量返城，提出全党要共同研究，将这些社会问题从经济上来解决。在小平同志的具体要求下，国家采取了多渠道解决城镇知青就业的措施，大概有一千万左右的知青在这过程中解决了就业问题。

阮会长强调，虽然知青返城有效化解了因“文革”中错误做法导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严重问题，但由于回城知青太多，当时的城镇根本无法安排这么多知青就业，不少知青无业可就，许多知青虽有工作但收入很少、待遇很差、生活还很困难，是邓小平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决了知青生活和发展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调整了政策，开通了回城无业知青自主创业新途径；改革开放改善了环境， 使广大知青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改革开放加快了发展，使老年知青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使许多知青有了依靠自己劳动光明正大的生活来源，提高了依靠自身劳动增加收入的能力；改革开放使许多知青有了深入学习、发展提高的机会，使许多知青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得到了全面、快速地发展，也使广大知青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阮会长总结说，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知青问题上始终坚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抱着为国家、为人民的伟大情怀，始终体现着勇于开拓、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文革”前，他为消化城镇富余劳动力和加强农村建设，倡导和支持城镇知青下乡插队，并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文革”后，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拨乱反正， 坚决纠正“文革”中错误的思想和做法，果断停止了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渠道解决了因“文革”中错误做法导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在此之后，他以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深刻的领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带领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知青探索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知青的生活和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对知青的伟大作用与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五）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沈国明非常关心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发展，亲自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各位嘉宾主旨发言和多位知青的即兴发言后，作了讲话。 

沈书记首先说，这个研讨会开得很好达到了预期效果。他认为知青对邓小平很有感情， 有发言权，这就是社联大力支持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搞这个活动的重要因素。

沈书记以自己也是当年到黑龙江农场下乡的老知青的切身感受，谈了邓小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对于国家发展的深刻影响。他说高考和回城使知青感受到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他提到当年在农村时，就接触到了一些邓小平关于国家建设发展的论述，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原来一直以为城市知青到农村去，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当时听到邓小平关于城市化的讲话后，使我深受启发。现在事实就是如邓小平讲话这样的。可以说他在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发展就有自己的思考。说他是总设计师，我认为是很准确的。”他还举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情节，说思想要转过来，怎么样实现战略目标，邓小平非常不容易。正因为他力挽狂澜，他的决策改变了我们许许多多知青的命运，而且给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现在这三十年的发展和当年的决策是密切相关的。小平同志很了不起， 我们知青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

沈书记指出，要学习习近平讲话，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有荣辱观， 要有自尊，这是我们道路使然，是我们制度使然， 中国特色就是表现在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部署和安排的。他说，我们这拨人基本上都退休了，可以发挥作用的舞台比较小了， 但我们有话语权，还有责任心，要进一步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传承知青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们要借纪念邓小平诞辰110 周年的机会，进一步弘扬知青精神， 推动实现中国梦。我认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做了不少事情，希望今后几年做得更好。

《邓小平与知青》研讨会开得很顺利，与会者高度赞扬邓小平力挽狂澜，冲破层层阻力，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在恢复高考、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确立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无疑是知青的大恩人，邓小平与知青情同父子。与会者纷纷表示虽已年逾花甲，但仍要发扬知青精神，与共和国同命运共甘苦，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传递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