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雄，男，上海知青，1953年4月20日出生。上海市敬业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4月24日支边到黑龙江省嘉荫县沪嘉农场。1973年4月20日，20岁生日那天，在打井时遭遇塌方，不幸遇难。事后，农场团组织根据他身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1973年4月之前的嘉荫县沪嘉农场3连，只在生活区东头的食堂前，有一口井，考虑到生产、生活区域扩展的需要，连队领导决定，在靠近菜地的三排男生宿舍北面，再打一口井。

新井在定位前没做过地质勘查。可能是因为位置离老井不过百米远且海拔相近，也可能是因为3连、4连和场部原有的几口井都在10几米深，更可能是因为相信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说法，当时的连队领导确信新井址下面10几米深处肯定有水。

北疆的严冬季节是不宜挖井的。只宜在冬春交接、地气回暖但又未化冻的时段，于是新井被安排在4月初开挖。

对于挖井作业而言，这是个危险的季节。昼夜温差大，井口和井壁的土表白天化晚上冻，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有险情发生。

天气一直晴朗，土方作业进度正常。

井挖到15米，没见渗水，挖到18米，依然没见水的影子。连领导和井下作业人员的心一日比一日抽紧。挖到20米，只见湿土不见水。终于连领导决定，挖到24米，再不出水就停工。然而，在井深22米左右时，未出水，却出事了。

那天中午，有人惊慌地大叫：“出事了！塌方了！朱国雄被砸了！”众人闻讯赶到打井工地时，朱国雄已被救出送场部卫生所抢救。

现场只见，被砸断了钢丝绳的安全棚架还歪挂在井筒的半腰。从井口旁塌落的厚约40厘米、比门板略小的冻土斜抵在井底一角，从上往下看，差不多遮蔽了井底的一半面积。

本来朱国雄和挖井是毫无关系的，他原在食堂工作。当时的食堂是一份多数人以为轻松其实并不轻松的工作。三个人要做一百多人的伙食，农忙时还要挑着担走上几里地给大田作业的农工送午饭。雨天，大田作业不用出工，而食堂照样要供饭，甚至比晴天更辛苦。

在那个理想主义至上的年代，入团入党是体现进步的标杆，是许多青年的追求。在大田里劳动的知青的表现，往往更容易被领导重视和赏识。尽管朱国雄在领导眼里一直是一个表现不错的青年，但直到1973年的4月，他仍然只是个团外积极分子。

朱国雄热情、富有正义感和上进心。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书生气的脸透着几分姑娘般的秀气。略显单薄的身体包裹着一副乐于助人的心肠。爽朗、外向、易冲动的性格隐匿着些许小资的脆弱。稍一激动，说话会结巴；受了委屈，眼眶还会发红。

他坚定地请求到生产第一线去接受艰苦的磨炼。在1973年4月20日的前些天，他还缠着领导，要求转到大田班。

4月19日晚，与领导软磨硬泡且病休了好几天才刚复原的朱国雄，经连里同意，他明天下井作业。谁曾想，这却要了他的命。

卫生所里，医生初步诊断，朱国雄的肋骨被砸断了，而且极可能已伤及肺脏。场部卫生所没有相关的诊治设施，无奈，只得联系转送乌伊岭医院救治。

当时的朱国雄虽然很衰弱，但脸和四肢都没明显的伤痕，神志也很清醒，就是胸口痛得难以忍受。

记不起是没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朱国雄是在被砸后几小时的晚上才被送往乌伊岭的。朱国雄是坚强的，喊痛也是轻轻的。他与陪伴他的戴国群作了生前最后一次谈心，表达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强烈愿望。他还再三让人转告杨发春连长：“不要管我，一定要把春播抓好”。

很多人都说朱国雄本不该死的，但他还是死了。乌伊岭林区医院没能挽救他的生命。落后的交通，落后的医疗条件，湮没了他最后的生的希望。

1973年4月20日是朱国雄20周岁的生日。那天上午，他准备了几个菜，还用家乡带去的咸肉和已经隐现霉绿的大米煮了一锅饭，打算与室友一起庆祝。结果饭未熟，出工时间已到。他对室友说，我不等了，你们吃吧。说完就上工去了。没想到这一走，他的生日竟成了他生命的忌日。

朱国雄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实现了他生前的追求。但这，只能是给他的亲人一点起码的安慰而已！

（上海知青葛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