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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星辰——杨永青和鱼珊玲

    2015年 05月 08日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张志尧 点击:
    2010年8月杨永青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 鱼姗玲(中坐者)参加《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座谈会 凡是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支青,没有不知道杨永青和鱼姗玲的;尽管她俩一个在天山北部,一个在天山南部。由于她俩曾是支青中的风云人物、巾帼英豪,因而至今有两幅照片印象


    2010年8月杨永青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

    鱼姗玲(中坐者)参加《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座谈会


    凡是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支青,没有不知道杨永青和鱼姗玲的;尽管她俩一个在天山北部,一个在天山南部。由于她俩曾是支青中的风云人物、巾帼英豪,因而至今有两幅照片印象最深。其一是:1964年,上海宣传栏中展现的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鱼姗玲之“明星照”。其二是:1965年7月,周总理在石河子接见杨永青等上海支青的照片。
         1997年,有着同样支青经历的我,在乌鲁木齐采访过她俩。2001年,我在上海新知进修学院讲课时,又遇见了杨永青;通过她,我又找到了回沪养病的鱼姗玲。通过几次接触、采访,杨永青和鱼姗玲的人生经历与心史历程大体了然。
    而今,蓦然回首中国西部劲旅的激情岁月,心潮难平,挥之不去。仅将此文奉献给那些大时代的儿女,奉献给中国西部的青年近卫军。

    一、情系天山的杨永青

    1、离别上海前

    与杨永青初次接触,是在乌鲁木齐的北京路那座科技馆大楼。时任自治区科协党组副书记的杨永青,很谦和地与副研究员的我拉起家常。之后,便回忆起她进疆前后的那些岁月。      1964年与倪豪梅一起来新疆的永青,其祖上是从安徽迁来上海的。据老人说,他们杨家是明朝忠臣杨继盛(椒山)后裔;而其外祖父,则是诸葛亮亲属之后代。      永青的爷爷是个中医。在这等小康家庭中,永青的父亲在上海海关当了职员。抗战时,她父亲逃难至四川、云南,且在昆明学了英语;抗战胜利后,则回到南京的后勤部剩余物资处当英语翻译。

         她母亲生于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1909年3月8日),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婚后,母亲生了他们兄弟姐妹五个。大哥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教材料力学的。二哥在香港,在美国的一家石化公司作大陆的业务;二嫂是中医学院毕业,在香港给人当家庭医生。永青则是老三,她的四弟因患病而在香港休养,她的小妹则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公司市场搞研究。
         永青出生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1941年。抗战胜利后,l948年,她家从南京迁至上海青浦县。她记得在青浦念小学时,刚解放时那些蒙着“假面”玩耍大头银洋换小头银元的青年学生。l949年7月,她家迁到太原路的那栋楼房。
    解放后,她父亲失业、母亲没有工作。母亲的一个复旦大学的校友,当时在香港长城影业公司,见她家这等情况,便介绍她父亲去香港的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自父亲去香港后,一家人就靠父亲的薪水过日子。
         1962年,永青毕业于上海市第二女中,该女中的前身是“务本女中”。
         当年,有点男孩性格、有些花木兰、居里夫人梦想的永青,在上海徐汇区国防体育俱乐部里热衷学习无线电收发报、组装超外差式收音机;她想通过上大学,攀登电子技术的科学高峰。
         但她的命运不济。l956年在体检时,她被查出患了肺结核,休学三年,1962年高考前检查身体时,发现其肺部的钙化面积较大,因而未能参加高考。由于当时台海局势紧张,母亲欲带她和弟妹同去香港。可是作为团支部组织委员的永青,觉得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愿意在国内参加建设,坚定地回绝母亲的安排,留在上海。
         那年,市里招工,给了她一个名额;她愿意让给弟弟。不久,招工的通知单下来了,她被录取在商业部门。当时,她选择了无线电商店营业员的工作,在那里当了一年半练习生。
         高中生当营业员——实在不那么甘心的她,身居小店、胸怀世界。
         在学雷锋、学彭加木的运动中,担任本行业公司团支部副书记的她,开始自觉地抵御非无产阶级思想可能的侵蚀。她所在的那家商店处在上海的繁华街市,其对面就是上海体育馆。当“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的歌风靡神州大地时,她的那个商店销售的尽是一些西方的唱片。她觉得这些东西难以给人振奋,缺乏革命精神,向经理提出本店多播放革命歌曲,加强国产唱片销售,改进工作的建议。     为此,上海《支部生活》的记者采访了她,将她作为先进典型。
        1964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时,她在日记上写了几句话:“我从小生活条件较优裕,我应作严寒之青松,不当庭院之花;应去经受磨练,走自己的路。”
        她主动报名到兵团,但当录取通知书发榜时,去新疆的名单中却没有杨永青。她想:是否单位考虑她的身体状况而未批准?转而心生一念:用锋利的剪子戳破手指,在信纸上书写一份血书:
        “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
        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
        她找了兵团招生组在徐汇区的领导,表明了不可动摇之决心。
        此时,已先去新疆的鱼姗玲正在徐汇区永嘉街道参加座谈会。看那被晒得黝黑、壮实而有神采的姗玲,永青心里很激动。
        1964年5月16日,当榜上终于有了她的名字时,她将户口本偷偷地拿了出来,穿上了黄军装、戴上了无沿帽对着镜子照呀照的,心里无比高兴。当她将去上海团校集训一个月时,她央求二哥:在她离开上海前,千万不要给父母写信!
        她在团校学习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后,远在香港的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父亲担心她的身体,且以她那个在外地的叔叔为例,那样强壮的叔叔到外面就病倒了。而新疆的环境比她叔叔呆的地方还要艰苦十几倍,若去等于“送死”。她父亲提出:她如果退出兵团,可以送去香港、日本,学无线电技术,回国也能给国家做贡献。此时,团校的老师亦找她谈了话。
        当她即将踏上西去列车时,风云突变。她父亲竞写信找了市有关领导,强调永青的身体情况不宜去新疆。因此,组织上对她作说服工作,让她回原单位工作。为此,她大哭了一场。当天,团市委地区工作部傅庆三部长找她谈话,代表团市委鼓励她,同意她去新疆兵团商业部门工作:她终于成功了l
        2、进新疆后
        1964年7月7日,她来到了新疆天山北部的农八师石河子,见到那一排排翠绿的白杨中映现的崭新大楼,不由得十分感动,真没想到被称誉为“戈壁明珠”、“塞外小江南”的石河子新城是那么美丽!
        一开始,她被分配在农八师师部商业处工作,但她却一再要求到农场去锻炼。之后,她和几位团校同学一起分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上海青年连劳动。次年在农场小学任教师。在农场,她认真向老职工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记得一次秋收时,一朵较大的棉花她未采下,负责质量检查的郭排长及时地给她指了出来。排长对她说,如果此花被风吹落地,便成了脏花就浪费了,等级就降低了。老职工一丝不苟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很受启发。此后,她越发注重思想改造,劳动锻炼。1966年春,她当了副连长。
        在新疆几十年,最令她难忘的是1965年7月5日。
        那天中午,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来到了石河子,师部安排了十几个上海支青参加接见。在支青代表中,多为革命干部、烈士、名演员、工农的子女,而永青与卓爱玲则是出身复杂的支青代表。


    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

        那天下午,二分场的长廊般林带里摆了几张方桌,桌上摆着团场生产的水果。总理对支青们异常亲切。他习惯地双手叉腰,剑眉下绽出随和的笑意问卓爱玲:

    “你父亲干什么?” “资产阶级。”爱玲低着头,小声地说。  “还拿不拿定息?”总理又问。 “我不拿,我不拿!”爱玲急急地大声分辩。

    此时,总理却没有心思再笑了,他心情颇沉地说:
        “我与陈老总都出身旧官僚家庭,历史比你们复杂,还与国民党打过交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由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
        总理的这句话,对永青刻骨铭心。
        当总理了解到永青的父母在香港,亲切地对永青说:“你来的不容易呀,他们在那里,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嘛!”
        陈毅副总理听说永青因身体不好,而未能考大学,便鼓励说:
      “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 周总理与老市长陈毅的谆谆教诲像茫茫大海的灯塔,指示着永青的生命航船;尽管在她日后的人生中也颇多坎坷,但她在风雨中仍坚守信念,努力地在新疆“劳动大学”拿一张合格的文凭。
        总理在石河子的视察与讲话给予兵团战士极大鼓舞。
        为了永志不忘总理教诲,1977年6月,石河子总场(当时是145团)要建周总理纪念碑。永青被团场党委安排在筹建领导小组从事秘书接待工作。在建设过程中,8月30日,中科院上海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的研究员——即l963年永青“学雷锋、学彭加木”的典型人物、她十分景仰的科学家彭加木,也来到了石河子。由于彼此都是上海老乡,又都在为新疆建设尽心竭力,因而相谈投缘,气氛热烈。为筹建中的总理纪念碑尽一份政治责任,彭加木回上海后曾多次给永青来信,为总理雕像的设计工作费心。
        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建设过程中,陈慕华、粟裕、华罗庚、黄家驷等高层领导与著名人士也来石河子总理纪念碑工地参观过。
    在1978年春,全国五届人大会议召开,作为主席团成员的永青有幸见到邓颖超副委员长。永青将总理当年在兵团农场接见上海支青的所在地——石河子的总理纪念碑三张照片送给了邓妈妈,并请老人家有机会能去石河子看看。邓妈妈满心欢喜地应承了下来。

    1980年6月23日上午,永青和农场领导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候在总理纪念碑前。恭候邓妈妈的到来。不一会,邓妈妈在兵团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纪念碑前;怀揣着一大本周总理在新疆视察的照片集的永青,刚对眼前的邓妈妈说了一句“这是总理在新疆的照片……”时,邓妈妈已经激动而又亲热地将永青紧紧地搂在怀中。


    邓颖超与杨永青

    3、大返城时

    此情此景,对永青又是一次刻骨铭心。l979年3月,在支青大返城时,她却给王任重副总理写信,要求从自治区团委担任副书记岗位回兵团农场。

    这封信似乎将杨永青与要求回沪的上海支青分道扬镳了。当年,在乌鲁木齐北门的大街上,贴出了大幅标语:“杨永青不能代表十万上海支青!”

    “你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否因为你出身不好却当了自治区人大常委、当了全国五届人大主席团成员,欲以党的驯服工具,为广大困惑不已的支青再作楷模、表率?”我将此思路,小心翼翼地问永青。

    “那封给王任重的信,连我的丈夫都不理解。但我当时的实实在在想法是:文革灾难终于结束了,我离开团场时兵团是亏损的,总理教导我们:‘你们是搞农业的,首先要把农业搞好!’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再则,自己对在大机关里扣字眼、作文章感到不适应,特别怀念、留恋曾呆过的团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

    团场支青因生活艰难而见异思迁,不能责怪他们。”

    永青从容地述说当年写信的心态,也希望我对她有个正确理解。

    记得她担任副连长时,生活艰苦,一个老职工问她:铁锅生锈怎么办?言下之意:每月每人三两清油、不到半斤猪肉的定量,一人一顿也就完了,今后日子怎么过?那时的艰苦,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时永青生孩子时,满月后才有50个鸡蛋作补养。

    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一些上海支青怨她,但打心眼说:她同情他们。l979年,她曾对新疆新华社记者谈过自己对解决知青回城问题的看法。后作为内参,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王任重副总理及农垦总局赵凡局长,对她提出的关于解决上海支青问题的建议均十分重视。

    1981年3月,永青调到自治区科协担任首任青少年部部长、党组副书记,负责全疆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在中国科协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疆青少年科技工作蓬勃发展。

    二、扎根塔里木河畔的鱼姗玲

    采访过杨永青后,就打算采访曾在天山南部、塔里木河畔扎根的鱼姗玲;   因为她也是舍弃上海、香港,坚决要求支边新疆的。就在1997年的那个夏天,我为搜集支青史料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在兵团侨办的过道与一位似曾相识的女同胞迎面相遇,我停住了脚步,觉得挺面熟,却又不知哪里见过?是不是当年的支青明星鱼姗玲?心中之念一闪。

    当我冒昧地向对方问询时,不料歪打正着,正是她本人!

    听得我介绍来意后,鱼姗玲也挺感兴趣,愿与我作番深谈。

    来到她的家里,我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其一,希望她能谈谈当年作为支青典型的真实背景;其二,“文革”及支青返城风潮是否也将她卷入?怎样卷入?

    鱼姗玲略作考虑,颇为动心地说了这么句开场白:

    “我所在的那个连队全是上海支青,希望有人能将这段历史真实地反映於当代社会。毕竟那么多人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边疆了,在新疆的历史上,应有他们的一页。”

    1、决意远行

    鱼姗玲上高中是在市三女中——原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即宋庆龄三姐妹曾就读的学校。l962年,她高中毕业,因出身不好,那年高考没有录取。

    她在家呆了一年准备再考时,家里将她去香港的一切手续办妥了;但她在街道动员时曾说过: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去新疆。现实已摆在眼前,她既是班干部、又是团支部委员,面对去香港、去新疆或留在上海继续考大学的选择,她还是选择了去新疆。因为:即使上了大学,她的前途不一定光明。她的大弟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农场,日后又分到劳改农场教小学的体育,弄得思想很苦闷。

    当时,她母亲闻讯特地从香港回来劝阻她。但街道干部对她说:你已经在上海成为支边的典型了,若不去,很不好交代。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时,就这样一挥手告别了上海。

    1963年去新疆的上海支青很多,但素质、文化参差不齐。有的才l5岁,连小学都未毕业;有的因家庭实在太困难,不得不去;有的在社会上晃荡了多年,实在晃荡不下去了。

    2、脱胎换骨的农场生活

    一去新疆的天山南部,她便分到条件比较差的农一师十七场,塔里木河下游最未角——与沙漠最挨近的一个团场。

    此时,鱼姗玲身边有一张在团场地角的工作照片,但那张显然与她有关的照片却找不见她。因为照片上那又黑又瘦的女孩根本不像个上海姑娘,倒像个瘦骨伶仃的贫穷山区的小女孩。如果将1964年上海报纸刊登的鱼姗玲的“明星照”作对照,会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强烈感受。

    “那是我在十七场11连当排长时照的。”鱼姗玲望着照片回忆道。

    1965年,农一师的高产长绒棉定苗,一天最高的定额达ll亩。姗玲和她的战友们早晨8点上棉田,就两膝着地、跪趴着匍匐行进。中午就在田间喝葫芦瓜汤(仅在突击时,汤里才放些酱油)就苞谷馍。饭后,在林带边稍作休息后,又趴在地里干。经常干到筋疲力尽,浑身散架。

    由于定额高、干劲大、伙食差(每人每月仅供应2两清油,过年过节才宰猪分肉、分豆腐。初夏,那茄子、辣椒、豆角,已是非常向往的美味佳肴了),酷暑下,在棉田劳作的上海姑娘均是瘦骨伶仃的模样。

    夏天累,冬天更累。11月飘雪时,女支青下地摘棉桃,由两人配合:一人用棍棒打雪,另一人摘。天冷,雪湿,不一会手都冻僵了。

    开春时,冰雪融化,洪水将临;团场要把阿瓦提邻近的两条河贯通,修一条新开河。原本,上工地的均是劳改犯,但工程大,劳力严重缺乏。在洪水将临的形势下,团领导不得不让上海支青上新开河工地。但相当部分支青绝不愿意与劳改犯在同一工地干活。无奈,便组织排长以上的支青前往工地。由于工地大多是“水下方”的清淤,团里不让女支青参加;但要强的几位女排长却连连请战,并表示:“时代不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为此,团里终于批准了鱼姗玲等六七位女排长上工地。

    工地上,人山人海,一望无际。一边是穿囚服、带着脚镣的犯人在河底清淤上筐,而另些地角,则是身穿黄军装的支青干部队伍。在这风景独特的清淤工地,一些男支青对女排长们却手下不留情,装筐时,一担泥重达50公斤——这份量已超过了姑娘的体重。更不易的是,女排长们还要从渠底晃晃荡荡地攀过5米高的渠坡。一个多月下来,铁姑娘们倒下了一半。而鱼姗玲的身体太单薄,使上泥的男支青心动恻隐,总算让她坚持到工程的最后一天。

    在连队经常搞突击的农忙时节,支青们凌晨5点就起床上条田,一直干到晚上月亮升起,可真是披星戴月了。难得有个休息日(一般l0天或l5天才有休息天),还得义务劳动半天,去挑肥或打柴。上午累得一身汗,下午洗衣服,休息天基本上就这样打发了。

    长年累月的劳累,人都昏沉沉的。一天,轮到姗玲值勤吹哨。在昏黄的马灯下,她一看上班时间到了,便睡意朦胧地围着连队的宿舍、家属院吹了一通哨子,但好久不见一个人影。正疑惑时,邻床的一个女支青抱怨地说:“姗玲你迷糊了,现在才三点半!”

    脱胎换骨就是这等艰辛,但鱼姗玲与众多的支青们硬是挺了过来。

    3、成为楷模

    1964年,上海方面向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提出:是否可以挑个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比较好的支青来上海作动员?于是,她参加了兵团赴上海的工作组。三人一个队:一人介绍新疆,一人谈自己的体会,一人是老同志。

    上海市委对此很重视,作了统一安排,列出了宣传提纲。

    当时,让她就过三关——“劳动、思想、生活”谈体会,且由上海方面帮她撰文定稿。不久,市委将她的发言在《中国青年》发表了,题目是:“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工作者。”

    通过电影、报刊、杂志的大力宣传,支边大潮在上海波涌浪掀。

    当她回团场后,农一师三管处觉得将她放在原先的连队不合适,便将她调到另一个连队搞丰产田。为了树典型,为她安排了一个很整齐的、由应届初中毕业生组成的一个排。而那406亩,亦是团场的一块王牌地,且由副团长任丰产棉田的组长,已是排长的她则任副组长。

    1965年开春至l967年,因生产基础好、连队全力以赴,那块棉田一直是农一师产量最高的。丰产田出名后,参观的人不断。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师长林海清都来过,有时是一大帮,有时是一群车队;上海的记者、慰问团也都去看望过她。1965年,她被评为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兵团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4、文革与大返城

    不久,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去了塔里木农业大学,把她也弄到那里,要她造资产阶级的反。但她还比较清醒,没有赶潮流。她回到连里后,有人说她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

    “我来新疆,尽了最大努力;你们却要批判我这样的人。你有本事,你也来干一干?你认为培养错了,可以批判,我也可以批判。”

    当时,鱼姗玲曾这样为自己辩白。

    此时,培养她的那个副团长被打入老牛班,且得了癌症。团里的大字报、小字报满天飞,有人想整姗玲。劫难中,姗玲还算比较幸运,被安排下去劳动。当时大田里没人上班,她照常下地不误。许多人都回上海时,她仍在团场,一呆8年。

    1969年,姗玲成家了;l970年,她生了孩子。l974年,因女干部特少,团里让她参加了妇女干部培训班,之后,便当了副连长、副指导员。1979年年底,她调往兵团机关,此前,她已在农场干了17年。

    大返城的潮,是从鱼姗玲那个团开始的。

    当时团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直吃着粗粮,一个月只有二公斤白面;没有电,只有油灯。1980年,要求返城的支青都涌到了阿克苏。师领导很恼火,但支青们更是气势汹汹,1964年进疆、在地区教委工作的曹国琴也遭了打。

    姗玲劝闹返城的支青不要逼她。20块钱的募捐她不是不能出,但“万人折”的签名确没有必要;“如果政策能让我们回去,我就回去;不让我们回,我就不回。”她对要求返城的支青如是说。

    上海支青就把她的讲话贴到了阿克苏。

    此时,团里来人把她往上调,点名让她参加全团的青联会议。她考虑到:一去就得表态,一表态就得得罪一方;而哪边都得罪不起,再呆下去,她真的受不了了。在这之前,她去北京参加了全国青联会;期间,有些记者找她,要她谈看法。但姗玲说不上来,她实在没有可说的。在北京开会时,她写的“反映上海支青情况”作为内参发给各级领导,胡启立同志也找她谈过。

    第二次去北京参加全国知青代表座谈会,来找她的记者很多。她就推托:这是你们的工作。请你们体谅,我还要在那里生活。请你们不要加什么形容词,不要人为地渲染什么;报道时,只写我也还愿意留在新疆。

    姗玲36岁时,感到在大田里已干得很累、很累了。

    5、文革之后

    日后,姗玲在农垦部办的外语培训班学了一年。之后,便分到兵团外事办。   来到兵团机关后,条件不错。那里的领导都愿意帮助她,但她哪个也没有找。她与领导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关系。

    说到此,姗玲感慨地说:回头看看老团场的那些支青,文革开始后,许多领导自身难保,谈不上培养哪个人了。但在运动中,许多人经受了磨练,走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尽管我自身有许多光环,但我看得比较轻,没有飘飘然。

    自己反倒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没有多大能力。40岁之后,男同胞开始了事业,而我却没有多大精力。男同胞可以不管家,作为一个女人,家庭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天性。目前,自己身体很弱。夜里头疼得厉害,经常失眠。

    尽管我是平凡的,但愿意作一些事。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人生中风风雨雨,但我毕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边疆事业。

    从鱼姗玲家回到宾馆后,心情久难平静。细细回味她最后说的那句话,似乎是十万支青三十年河东的人生写照。此时,一颗流星曳着美丽的光束从夜间的太空扑向大地。

    三、返故乡的永青与姗玲  

    1.杨永青近况

    也许是缘分未了。一天,我去新知进修学院讲课时,没想到与永青相遇。此时的永青负责新知进修学院的招生工作。随后,她谈起了自己的近况。

    1998年,永青假休(因车祸)回到上海。当时处于静安寺附近的老屋已动迁。真是天上掉馅饼!在梅陇,永青分得了85平米三室一厅的新房。谈及此,为政清廉的永青喜不自胜。回沪后最操心的问题,因动迁的机遇而圆满解决了。

    有立足之地后,最想的是工作。闲居在家,颐养天年,不是永青的性格。说来又是缘分,真没想到,34年前那位鼓励她去新疆的市团委地区工作部傅庆三部长,正担任新知进修学院的顾问。他听说当年不去香港、写血书要去新疆的永青回来了,很是高兴。由于永青多年来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于是就聘请她参加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永青工作态度极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很快赢得了领导层的信任;不久,她被提升为院长助理。

    随后,她告诉我:当年的全国青联委员、当今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鱼姗玲目前也在上海。

    2、回上海的鱼姗玲

    2001年9月,我蹬车前往宝山区泰和新城鱼姗玲的家。在那间两室一厅的屋里,我就返沪支青最关注的“三子一保”——即房子、孩子、票子与医保,展开了话题。孩子的事,姗玲倒不愁。儿子在虹口公安分局下属的派出所任社区民警,女儿在一家私营的油漆公司当文员。只是女儿和儿子结婚时,她没有给钱,也无钱可给。

    “上海的街道干部每月收入达三千多,你一个副厅级官员却如此清贫?” 我问起她的“票子”情况。

    “在别人的家庭中,挑大梁的都是丈夫,而重病缠身的我却成了家庭的顶梁柱。”提及此事,姗玲颇有些感慨。

    丈夫近期安排了内退,每月有600元的收入。尽管她作为兵团侨联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常委,l999年的工资才1000元左右。

    凭姗玲这样的收入,买这套房相当困难。

    “这套两室一厅的二手房,化了l0万,借了9万。待什么时候将乌鲁木齐的房子卖掉,再慢慢还债。”

    因为房子、孩子、票子都有一定着落,姗玲还比较乐观。

    “此番回沪,医疗和生活怎么个安排?”

    因为姗玲是在职领导,医疗费用的报销只是早晚的问题。

    “1999年7月,我在乌鲁木齐肿瘤医院开刀后,休息了三个月又作化疗。之后,就转至上海东方医院作化疗、看中医。”姗玲顺着我的思路继续说道。

    由于那样的顽疾拖累,姗玲已无法回新疆上班。她曾多次打报告要求退休,但兵团组织部华士飞部长对她说:兵团侨办领导的接班人一时难找。

    在沪治疗期间,姗玲从不娱乐、旅游,从不高消费,生活得也很平静。每天清晨六点起床,便去小区作保健操、跳舞;回屋后,煎三个小时中药,并抽空买菜、做饭。午休后,在家练练书法、弹电子琴、看看书、听听轻音乐。现在闲了下来,什么书都看,连过去从来不翻的琼瑶小说也随手看看。

    每隔一星期,到女儿家看看;隔两个星期,去医院看病;生活得也挺有规律。姗玲的母亲从香港来上海后,因身体状况不好,难以回香港;于是也在泰和新城买了房,与姗玲家相邻。这样一来,她就挺忙了,常去患病的母亲那里照应。

    对于她回沪就医所面临的困难,新疆和上海两地领导都十分关怀。当时,兵团破例为她拨款2万元,作为医疗周转金。2000年11月,市委刘云耕副书记特地来泰和新城看望姗玲。

    在这之前,刘云耕书记曾率上海考察团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秘书长王崇久陪刘书记下团场时,曾特地提到了鱼姗玲的情况。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得知鱼姗玲回沪治病的情况后,曾对有关领导指示:鱼姗玲同志当年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把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边疆,她是当年上海人的光荣代表。现在,她因病返沪治疗,党组织不能忘了这些同志,应当始终关心她们。

    那天,随刘副书记来她家的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凤妹、市侨办副主任张宝妮、统战部副部长金闽珠以及卫生局、社保局及宝山区的领导。当刘副书记在问询中得知她左胸的肿块尚未确诊时,便对卫生局的周珊珊说:这病不能拖。应在上海找个医院,帮她确诊一下。

    之后,在市卫生局的安排下,姗玲在岳阳医院住院作了全面检查。住院期间,组织部陆部长看望过她。当临床检查发现左胸有小叶增生后,又将她介绍到龙华医院老院长陆德铭先生那里看中医。

    上海市委、市府领导对鱼姗玲的关心,使新疆兵团党委非常感动。不久,兵团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华士飞来上海出差时,专程拜访了上海市委领导,转达了兵团党委对上海市委的衷心感谢。

    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提出希望能看看她当年的一些老照片。她随即拿出了几部相册,其中有张照片是她与父母在香港的合影。

    “这就是当年用l2封电报催你去香港的父亲?”

    望着照片上的那位老人,我想起1965年上海方面的宣传报道。

    “父亲这样做既是对我的关爱,也是不放心我;因为新疆的亘古荒原与上海的国际都市,绝对是一天一地。但在1982年,当父亲随旅游团来新疆看望我时,他却说:‘你愿意作的事,我决不阻拦。香港虽然繁华,但绝不是个坐享其成的地方。你们过惯了平稳生活,香港那样的生活,你可能也不太适应。

    去香港,当初我不想,现在也不想;深感在新疆要有真才实学。最遗憾的是:在大田里干了近二十年,没有认真地学一门专业。”

    我认真地翻阅那部影集。有张照片是著名的知青人物邢燕子、侯隽与她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合影,还有几张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知青代表的合影,这些都是她参加全国知青代表座谈会期间照的。有一张是她在上海外语学院的“出国强化培训班”的合影,在这些照片中,还能看到扬帆万里赴瀚海的上海姑娘风采。

    鱼珊玲(前右一)与邢燕子(前中)侯隽(前左一)


    此时,我身边正好有一份1965年7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的大幅标题是“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那大版面的报道的副题是“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入党”。版面左侧是社论,是周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支青时说的那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名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目及这十个字,心中一股激流冲荡;此时,我和姗玲站立起来,默默走近楼窗,轻轻地推开窗,无限深情地遥望天际之西。

    呵,我俩都望见了!风雪漫漫的瀚海人生路,任重道远的西部征程!

    朦胧中,依稀见得天山山麓那傲雪凌霜的雪莲花昂首怒放。

    呵,又是风起云涌,浩浩荡荡,气势万千;这岂不是汉高祖刘邦在《大风歌》中所瞳憬的西部风景线?目


    作者简介:张志尧

    原新疆上海支边青年。曾任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现任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