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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

    2015年 05月 02日
    来源:研究会会刊 作者:林升宝 点击:
    2012 年 12 月 6 日—— 7 日, “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时值初冬,国内外学者知青研究学者齐聚香港,就有关中国知青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交流和探讨。 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

     2012126日——7日,“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时值初冬,国内外学者知青研究学者齐聚香港,就有关中国知青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交流和探讨。

    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出席研讨会的人员有五十余人。到会的专家学者中,既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外学者,也包括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代表。他们之中,既有知名的学者,如秦晖、丁东、徐友渔等;也有年轻的一代,同时还包括在校的研究生。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二十八篇,涵盖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多学科。

    会议以“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为主题,就中国知青运动的原因、“文革”前的知青运动、知青经历及其对这代人的影响、香港在知青运动中的角色、知青文艺等角度进行广泛的讨论。与会者通过报告、自由讨论发言等形式对中国知青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认识。从参会人员、提交的论文和会议发言等有关情况来看,会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交叉学科对知青运动的研究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涉及千万家庭,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件。如何客观评价这段历史,需要研究者打破固有的单学科方法,从多学科研究方法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学科阐述和梳理,共同推进中国知青研究的深度。通过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领域包含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以及政治学等。

    潘鸣啸(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主任)依据历年知青上山下乡人数和从农村招工人数变化的比较,来推断毛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他认为“文革”时期推动知青运动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发展农村和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是在政治层面是为了对青年进行“再教育”,缩小“三大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陈意新(Associate ProfessorUNC Wilmington)以1965年下放到安徽皖南山区祁门县大坦公社的一群合肥知青为研究标的物,描述他们是如何带动大坦农村“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文章以当事人的口述和相关方志为主要史料。作者认为,大坦知青的造反和派性活动体现“文革”地方化和国家化的互动关系。知青在国家和地方社会互动中是国家一方的代理者,而在这互动中国家和地方社会谁都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李旦明(香港知青协会)以广州铁中档案和有关方志为基础,梳理了广州铁中1968年到东莞樟木头、石碣、塘厦三个公社插队落户的人数和分布情况,以及铁中知青陆续离开农村的方式和具体人数,包括招工、升学、征兵、外逃香港、非正常死亡、结婚等。潘鸣啸的论文从人口统计资料出发,考察了知青运动与就业的关联,从而得出知青运动的原因。后面二位学者则是依据口述、档案和方志等资料,以个案探讨的方式来解读中国知青运动。

    以社会学方法对知青运动进行学术研究,是中国知青研究一个重要方法,特别是在后知青研究中更为常见。此次会议则以林浅寒的《The impacts of an Early Biolographical Experience on Later Life Attainments:the Case of China`s Culture Revolution Cohort》为代表。作者运用社会学数理统计的方法,考察知青回城后在经济改革中的适应程度。她的结果是,知青下乡时间越久,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表现不快乐比例更高。

    吴迪、杨健、梁丽芳等学者从文学角度对知青运动进行研究。吴迪以知青电影为为题材,将知青电影分为两个时代——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分析不同时代知青电影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作者认为,知青电影在毛时代表现为激进主义,而在后毛时代则呈现出对“文革”的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杨健回顾新世纪十年的知青文学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在这十年间,知青群体存在主流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知青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疏远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在知青文学上呈现出民间知青文学取代主流知青文学的现象。

    徐友渔的《“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原因讨论》,探讨了“文革”中毛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作者认为,“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他对于托马斯·伯恩斯坦关于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原因的分析,更适合于“文革”前。刘小萌的《“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对“文革”前中共所提的“阶级路线”进行梳理,认为中共在城市实施“阶级路线”,造就了城市中一大批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人群,从而为上山下乡运动准备了大批后备军。同时,也为“文革”浩劫准备了思想、政治、组织条件。这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起因做了一个分析。

    这次研讨会可以认为是对20081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知青学术会议的回应。通过这次会议提交的文章可以发现,学者更加注重运用档案、方志、口述等资料对知青运动进行学术研究,但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而这主要是知青研究史料的匮乏,这都需要后来者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对此,金大陆在会上提及上海有关机构在上海知青史料收集上的两项工程。这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认为这为中国知青研究搭界了新的学术研究平台。

    二、香港视角中的知青运动

    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它在中国的知青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国外学者开始把研究视角关注在知青运动后,它作为相关国外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潘鸣啸等)收集和获取有关资料的主要渠道;同时,香港也是知青逃离大陆后的主要目的地。在这次的会议文章中就有多篇涉及到知青逃港问题,其中就包括骆少伟的《香港知青的由来和现状》、谭加洛的《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以及金虹、黄东汉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偷渡香港的调查》。特别是谭加洛的文章,作者从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偷渡人数的调查入手,表示全校老三届毕业生有约10%偷渡香港,其中下乡插队知青参加偷渡占总偷渡人数的20%,而这部分偷渡知青主要是邻近水道和港澳的珠三角地区。从统计数据看,作者表示知青大规模偷渡香港的时间主要是在1971年以后,而其中的原因是“对留在农村的个人发展前途悲观绝望”,即“经济上翻身之日无期”与“政治上被歧视难以改变”。最后,作者认为知青逃港是“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扎根生存的社会边缘人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上山下乡运动”表现。对于这段历史,作者认为它“既是一段不可回避的痛史,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壮举,更蕴含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契因”。通过这几篇知青逃港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青状态的地域差异性,同时,这也体现了知青研究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对于中国知青研究,已经不仅仅是“青春无悔”和“蹉跎岁月”的简单辩论。而是要求学者把研究视角投入到不同的地理上,分析知青运动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三、新的理论构架和观点

    “如何充分、深刻地揭示中国知青运动的本质,客观、全面地探讨知识青年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这需要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上,做一系列的探索性工作”。而不能把中国知青运动简单的归结为“青春无悔”或“蹉跎岁月”。在这次会议,金大陆和金光耀对未来中国知青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阐述。金大陆提交《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文章认为,中国知青运动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般文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研究可以解答,而是要进入历史学的体系,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通过史实重建为依凭来回答知青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金大陆在文章最后探讨了中国知青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主张中国知青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即在“社会史”框架和“政治运动史”框架下,二者相互交叉、渗透和互动共同支撑中国知青研究的整体。金光耀《应将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区分开来分析评价》。作者认为,知青运动对于参与其间的青年的意义和实际感受并不相同,存在很大差异,仅仅以个人经历出发来分析和评价知青运动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应该要将上山下乡运动与参与这场运动的知识青年区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评价。对于上山下乡运动要否定,但对于上山下乡的主体知识青年则不应简单地采取否定的态度。同时,作者认为在知青研究的立场上要避免仅从知青的视角来研究和叙述知青史,可以站在农村的农民的立场来看待这场运动。

    会议还进行了自由讨论和发言,学者就中国知青研究的未来、理论构架,以及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交流。最后潘鸣啸做总结发言,表示中国知青运动的学术研究是“文革”研究,以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期待在下次的知青学术研讨会有更丰富的学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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