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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朱克家

    2015年 02月 10日
    来源:研究会会刊 作者:郑重 点击:
    已经进入欢喜回忆往事的年岁,回忆过去采访过的地方,更多的是回忆过去采访过的人。对那些已经去世的,我想到他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或一杯清茶;对那些还健在的,我想对他们再采访一次,听他们谈谈晚年生活及儿女情长,思念之激切,有时会在梦中和他们相见

    已经进入欢喜回忆往事的年岁,回忆过去采访过的地方,更多的是回忆过去采访过的人。对那些已经去世的,我想到他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或一杯清茶;对那些还健在的,我想对他们再采访一次,听他们谈谈晚年生活及儿女情长,思念之激切,有时会在梦中和他们相见。

    就在这样的思绪绵绵中,我见到了四十年前采访过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那时是在云南的僾伲族山寨。我们握住手,激动得反而平静了。我说:“四十年不见了!”他说:“我也已经退休了!”我注视着他,他那苹果红而稚嫩的脸,变得黝黑了,粗犷中又带着几分沧桑,不是我常见的和他年岁相仿的上海人的面色了。他是从云南开远煤矿宾馆总经理的位子上退下来的。

    记者和采访对象相识,常常是偶然的。1973年,我还在报社评论组工作,为了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论,就去坐落在威海路的上山下乡办公室找资料。我们带回两份资料,一份是在云南插队的朱克家,一份是在安徽蒙城插队的俞自由和赵国平,都发了《文汇情况》。不几天,姚文元把刊载朱克家事迹的《文汇情况》批示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要求派人去云南组织朱克家为《红旗》杂志写一篇文章。市委写作组要文汇报派一个人配合他们去云南。报社领导不想转载《红旗》杂志的稿件,但又不甘心失去专访机会,除了派一个人去配合市委写作组,又派我随同前往,为《文汇报》写稿。这样,我和评论组的一个人去了云南,另外两位去了蒙城。当时评论组共四人,全部出去采访了。

    我们一行到了昆明,又去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正值傣族新年泼水节,傣族的竹筒米饭、芭蕉叶蒸鱼、米酒、芦笙、象脚鼓、花团锦簇的傣族少女、碧蓝的澜沧江水以及泼水时的奔放狂热……虽然新闻通讯中不允许对如此情景多作描述,但这些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朱克家插队的猛仑公社,走过悬索桥,在葫芦岛住下。这里是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的热带植物园。第二天我们就随朱克家上山。在原始森林里穿行时,我边走边和朱克家交谈,他如何从这条山路进寨,如何修路,如何把拖拉机开进山里,如何当民办教师,一路谈了下来,他的基本情况我都清楚了。我们在僾伲族山寨看了小学,采访了几个人,吃了中饭,就下山了。他们连夜把朱克家拉去猛猎县城,我继续留在葫芦岛。

    第二天,由猛仑公社一位老师陪同,我又上了僾伲族山寨,采访了队长、指导员、青年人、学生,特别采访了待朱克家如同儿子的老阿匹(妈),还跟着社员去深山老林体验刀耕火种的耕作,晚上睡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像小猫一样大的老鼠在我身边跑来跑去……下了山,我也没有立即去猛猎,又在葫芦岛住了一天,访问了植物学家蔡希陶,他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内弟,带我去园子里看了他培养的油瓜等几个新品种。回到上海之后,给虚白堂的刘旦宅说了泼水节盛况,他给我画了《泼水节图》;给大石斋唐云看油瓜的照片,他画了三张油瓜,有一张我送给了蔡先生。

    打住这些题外话。我到了猛猎,他们已为朱克家写出初稿。回到昆明又住了两天,趁朱克家去昆明开先进分子会议时给他看了稿子。这次见面,朱克家回忆说:你们住在翠湖宾馆,我看到满地都是稿纸,稿子写得很长,《红旗》杂志发表时删去了许多。

    我回到上海才写了一篇七千字的通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在《红旗》杂志的稿子发表之后,我写的稿子才发表,由一版转到二版。当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发表这样长的稿子可谓优待了。另外两位写的俞自由、赵国平的长篇通讯也见报了。

    其实,朱克家早就是云南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了。在我们去采访之前,大队党支部正考虑吸收他入党的事,《人民日报》对他的先进事迹已经作过报道。这次见面,朱克家告诉我:周恩来读了《文汇报》报道朱克家的长篇通讯后,很欣赏朱能自己养活自己,认为在知识青年中值得提倡。周恩来把标题改为《农村是广阔天地》,并要张春桥按照他的意思写编者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朱克家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时,发生了朱克家在九个小时内入党的插曲。姚文元看市委写作组为朱克家代笔的文章时,发现朱克家还不是党员,就随手批示:像朱克家这样的都没有入党,什么人还能入党。北京一个电话打到昆明,昆明一个电话打到景洪,景洪又一个电话打到猛仑公社,朱克家入党了。朱克家谈到这件事时,苦笑一下,说:“你看,我成为突击入党的人物了。”

    朱克家说:“我成为中共十大代表,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那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些突击的味道。”1973年8月24日,朱克家作为云南党代表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把他拉到前面向代表们介绍说:我们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董(必武)老,最年轻的是知识青年朱克家。据朱克家介绍说:党代表中有三位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隽和朱克家,在酝酿中央候补委员时,知识青年的代表是邢燕子和侯隽,没有朱克家。是周恩来作了精心安排,认为知识青年中央委员以一男一女、南方和北方各有一位为好,周恩来做邢燕子的思想工作,这样朱克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我看到朱克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消息时,并没有为他高兴,只是觉得太快了!话又说回来,即使朱克家被选为候补委员,仍然把他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让他留在山寨教书,也未尝不可。

    1975年我再去西双版纳采访,回到昆明后,我去云南省委大院看望朱克家。他这时是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还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衣架上挂着一把小手枪。我说:你怎么带枪了?他说:这里的干部下去都要带枪的。我看到他情绪不高。他说对这里的生活很不适应,想回山寨。我很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是是非之地,不是你呆的地方,离开山寨,你就失去代表性了。他说:是啊,我已经几次提出要回去,他们就是不让回去。

    这时正是邓小平抓整顿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微妙,我真的替朱克家担心。我的直觉经验是:凡是资历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被推到第一线,总是当挡箭牌,最后当替罪羊。

    朱克家并不回避,勇于承担,他说:“事情出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之后——”他说,1975年在京西宾馆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那种声势逼人的高压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京西宾馆会议,不表态就不让回去,在批邓中我是有些责任的”。但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在会议期间,不开会时就躲在屋里,不串门,不交流,即使是上海的那几个人,也不往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看到一位老人,吃完饭并不走,似乎是有意等他。他吃完饭,老人走过来自我介绍:“我是上海的马天水,今后在云南有什么困难可找我。”朱克家和他寒暄几句就躲开了。

    虽然如此,朱克家的位子也使他“罪责”难逃,被开除党籍,还坐了五年监狱。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克家要求仍然回僾伲山寨,朱克家说:“他们不让我回山寨,怕我跑到外国去,我这种人怎么会往外国跑呢。”回山寨不成,就被安排在开远煤矿工作。

    我说:我们的文章给你带来了灾难!

    他说:你的那篇文章倒没有啥,审判人员抓住以我的名字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追查我和上海那几个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但是提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那篇文章写了我在僾伲山寨上几个第一,我看稿子也没有注意。比如说我是山寨里的第一个缝纫匠,审问时问: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怎能是第一呢?文章写我是山寨里第一个理发匠,审问时也问: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总不能不理发吧。审问的问题很巧妙,我想想也对,我在这方面不能算第一呀。但我是山寨里第一名拖拉机手,这总是真的吧。文章还说,我已经被保送到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我放弃了,继续留在山寨里教书。审问时也问:是否嫌昆明师范学院不好才放弃的,如果保送到北大、清华去不去。我说:按我的成绩,可以进北大、清华,但我不去。老阿匹(妈)的沉默、学生的眼泪、生产队干部的挽留,使我无法离开,我是真心实意留在僾伲山寨教书。

    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克家几次回到僾伲族山寨,他觉得僾伲族最了解他,生活在最了解他的人中间,不会有任何负担。叙旧是为了对老朋友有个交待,他最想谈的是:他的学生有十几人上了大学或别的学校,老阿匹(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山寨已经通了路,小小的山寨已经有十多辆私家车。他带着几分快慰地说:“当年进山寨,不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吗!”我说:“退休了,还不回上海?”他说:“不回来了,当年承诺把根扎在云南,我的这个承诺没有作废,还是算数的。”

    这是时代的承诺。

    原载《东方早报》201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