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明教授就中国知青史研究的课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下乡还是返城，都源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继六卷本《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之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也于日前出版。该书以大量篇幅和文字编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出发到返回的全过程。编著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和年轻学者林升宝。1月29日，该书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举行。该书以少量篇幅编录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以中量篇幅编录来自上海各类报刊的消息，剩余篇幅则以档案记录和民间史料为主，包括通知、简报、账本乃至会议记录等。金大陆认为，当这三个部分汇合起来的时候，每一条信息都能互为呼应，呈现出知青运动的整体相貌。

本文是金大陆以上海知青史料为中心所做的分析，早报经授权发表。

1972年冬，卢湾区一批去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告别上海。

沈国明教授就中国知青史研究的课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下乡还是返城，都源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这应该是解析知青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它没有拘泥于具体过程、事件的是与非，而是将“下去”与“上来”两个改换命运的时段，放在了“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联系当下“左”或“右”两路围绕知青问题的争论，还有怎样的质疑和驳斥可以摆脱此等背景而成立呢?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其间，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

第一，肇始于1968年的知青运动，政治上源于红卫兵运动的式微（毛泽东说：现在是到了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理念上源于革命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8月8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加上当时经济、社会等运行中的实际因素，此前，已有北京、上海的红卫兵提出，并联络内蒙古、云南和江西井冈山等地，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第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姚文元摘编送呈的。再查《毛泽东年谱》，可发现整个1968年度，大多数通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报道，所发表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等，以及关于“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批示，也多是由姚文元整理报送的。

其中，与毕业生，与知识青年相关的有四处：

之一：8月16日，姚文元、陈伯达报送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写的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将文中一句“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

之二：9月3日，毛泽东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批示姚文元：“……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在按语中说：“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之三：9月10日，毛泽东将姚文元送审的评论员文章稿《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之四：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姚文元上报的上海市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并亲自加写一段话，其中针对“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毛泽东指出：“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综上所述，联系沈国明教授所提的问题，便可解答中国知青运动发端于1968年的缘由及其性质。那就是从下端来看，确因高校升学、企业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镇毕业生面临如何安置，社会如何接纳等，与人口、经济等相关的实况；而从上端来看，恰是“文革”运动的形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所决定的必须对知识青年（毕业生）进行“革命－改造”，即接受“再教育”的主题。

再将两个端点联通起来，便可知上端是政治性质的、强势的、主导的。所以，那些力图将知青运动的发动，归因于社会管理的方面，是有失公允的。其政治运动的性质才是本质的，因为整个国家背离了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轨道上强力滑行，已“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

1968年的知青运动，正是这个“历史转折”的产物。

上海既是“文革”运动的策动地，又是知青人口的重要输出地，且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正是这政治、社会和经济等三重因素的叠加，促使当政者至知青运动的中后期，面对落户他乡的子女们，推广出一系列“柔性管理”的措施，如向上海知青所在地选派干部慰问团、给予接受地拖拉机等物资支援和无息贷款、编辑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开办知青函授教育、建立小作坊，以及提供资金补助等。

应该承认，这些举措对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缓解知青的精神愁苦，以及求知的渴望、创业的出路等，提供了机会和帮助，并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必须追问的是：上海方面创设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继续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这是当政者政治路线的需要，这是尚在进行的“文革”主题的需要。所以，当这些手段性的举措与知青持续的生存困惑相碰撞的时候；当这些举措的目的指向与知青的命运选择相违拗的时候，它必然在知青们要“回家”的呼号中，显得绵软无力。

首先应该肯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是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包括知青问题获得解决的最大的时代背景。然而，作为一种后遗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力量，起码至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仍然被坚持，并强调“今后还会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恰恰在这个当口，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正是邓小平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眼光和胆略，清晰而明确地发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一道指令。

接着，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提到知青问题时也表态：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正是有来自邓小平言近旨远的判断和意见，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的口径是：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还应坚持。但是，在政策、做法上要逐步调整。《报告》提出：今后“不再往农村社队安置，不再搞分散插队”等。

与此同时，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反映，上海市委针对尚有37万知青安置在外省区，决定：“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三年内招回十六七万人，分别缓急，逐步安排适当工作。”对继续留队的近十万插队知青，“拟给予三年定期补助，每人每月十元。结婚有了孩子的，另行补助”。

1978年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既强调“统筹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又要求“大造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为此，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举行了多次的讨论。华国锋认为：现在国营农场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纪登奎表示：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并点名批评“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三万，还有八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如果说，这是一种坚持所谓“方向”的倾向性意见，那么，邓小平则在10月18日的讨论中坚决指出：“现在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李先念表态：“我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广开门路”，并重申了“四个不满意”的观点（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在此，华、纪与邓、李之间的意见是否存在抵忤呢？应该承认，在需要改变知青现状的前提下，双方在方向定位和方法选择上确有歧异，且内在地与政局判断和道路设定紧密相关。较比之，邓小平的意见更开阔，更顺应民意，更有利于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所以，邓小平的意见始终是主导的，这应该是邓小平发出的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二道指令。

就在北京的邓小平重申知青“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的10月18日，远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撰写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该场974人联名签署），喊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心声，并组织请愿团赴京。这种时空上的共振，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时运”所造就的天地间的呼应，因为中国的“世运”与知青的“命运”，历经“文革”十年的动荡后，已汇聚在一个划时代的转捩点上了。

终于，“大返城”成为了潮流，它事实上促成了知青运动的解体。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转化为就业问题。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在具体说到如何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时，邓小平说：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些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

确实，知青运动的性质是政治问题（当时，社会上也确有种种表态、议论甚至行动，再提知青运动的“大方向”）。但邓小平的高明和智慧，不仅在于方法上提出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更在原则上坚持“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包括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和解决知青问题的途径，其政治的性质已不再是“再教育”的方向了，在邓小平看来正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从邓小平1978年3月主张“城市青年不下乡”，到1979年10月要求扶助“知识青年就业”，这应该是邓小平发出的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三道指令。

由此可见，从事实和路径上说，是邓小平的这三道指令打开了知青回城的门户。而从本质上说，这正是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将解决知青问题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了。